題目所云兩次民樂大賽，是指40年前“上海之春”舉辦的首屆“全國二胡比賽”和中央電視臺新近舉辦的“民族器樂電視大賽”。
      這兩次民樂大賽，頗具可比性。將它們作一番比較，發現很是有趣。而且，對音樂界來說特別是對民樂界來說，作這種比較，也是很必要很有益的。
      先比作品。“上海之春”首屆“全國二胡比賽”，可謂中國民族器樂史上的里程碑。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推出了一大批民族器樂經典作品，如《江河水》《賽馬》《春詩》《紅軍哥哥回來了》《三門峽暢想曲》《豫北敘事曲》《山村變了樣》《趕集》《梆子風》《河南小曲》……它們一亮相，立刻就引起了人們的新鮮感，其旋律就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為此，音樂出版社以該次二胡比賽的新曲目為基礎，出版了《二胡曲十首》，成為傳世書。這些曲目，幾十年來，一直是舞臺上和二胡演奏家的保留曲目，經久不衰。可以這樣評價：這次民樂比賽所推出的作品，就整體而言，是迄今無可企及的高潮高峰。
      今天的“民族器樂電視大賽”，其參賽的新、近作品，就其總體而言，可以用六個字概括：很難同日而語。以民族樂器的領銜者二胡為例，兩賽相比，在作品上，后者相形見絀之處在于：第一，淡化了旋律，民族器樂欠缺了民族特色。有人說:中國的音樂是橫向的（指追求旋律），西洋的音樂是縱向的（指講究和聲）。這話雖然不夠全面，但道出了一個事實：中國人對旋律情有獨鐘。還是以二胡為例：像《漢宮秋月》《月夜》《二泉映月》以及《江河水》《春詩》《山村變了樣》這樣的動人旋律作品，現在少見了。第二，技術單調，風格貧乏，選手害了偏食癥。一位大陸外的評委說：現在是二胡的長弓慢弓不見了。比賽成了比快，炫技成了炫速。像前者比賽的風格多樣、百花齊放的局面，消失了。二胡藝術如果只追求一個“快”字，只能培養二胡熟練技工，不會培養二胡藝術家。
      再比人才。在“上海之春”首屆“全國二胡比賽”當中，涌現出了一大批耀眼的新星，如南方的閔惠芬、向祖英、肖白墉、黃海懷等等，北方的王國潼、蔣巽風、唐玉斌、魯日融、宋國生等等。獲得一等獎的閔惠芬，當時只是十六七歲的中學生。這些人，都成了一方諸侯、領軍人物，有些已經形成了自己的風格流派。40年后的“民族器樂電視大賽”，能夠出現這樣的人才群體么？照目前這樣的路子發展下去，不大可能。 
      最后比游戲規則。“上海之春”的首屆“全國二胡比賽”，是道道地地的規則游戲：第一，是同一樂器比賽，即二胡和二胡比賽，它遵循了可比性原則；第二，是有必賽的規定（初現）曲目（如《燦爛的五月》），參賽者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第三，是附加了自選新作品演奏，這是能夠張揚賽手個性的賽程。
      相比之下，今天的“民族器樂電視大賽”，其非規則游戲就太多太顯了。這不能不令人懷疑：是不是有外行參與決策？還是讓實踐來檢驗吧！舉一個例子：有一場半決賽，其比賽和排名次是這樣的―――第一名：古箏，98.83分；第二名：打擊，98.61分；第三名：組合，97.74分；第四名：打擊，97.66分；第五名：嗩吶，97.17分；……這樣的中國“民族器樂電視大賽”，這樣的排比賽名次，恐怕連老外見了都要發笑：拉二胡和擂大鼓，吹嗩吶與彈古箏……兩者有多少可比性？這次“民族器樂電視大賽”實在是令人眼花繚亂：笙（簧舌樂器）獨奏用手風琴（舌簧樂器）伴奏；揚琴（擊弦樂器）獨奏用鋼琴（擊弦樂器）伴奏；“組合”當中西洋銅管樂器當了主角兒……令人實在鬧不清這是什么游戲規則和這些節目是怎樣入選的。
      中央電視臺的這次“民族器樂電視大賽”，當然，在活躍民族器樂方面，有它的積極作用。但是，不可否認，有兩個方面也應當引起人們的嚴肅注意：一是這個比賽暴露出來諸多問題，需要認識和反思；二是這個比賽造成諸多誤導，需要明確和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