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樂器協會網訊：據山西日報報道，像種莊稼一樣，把文化的“種子”“種”入鄉村大地，讓它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活躍了群眾文化生活，發展了文化產業，增加了農民收入，促進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令人耳目一新。農民種莊稼好理解，而農民“種”音樂則是一件稀罕事。長子縣有許多農戶公司。其中，文化公司以西南呈為最突出，形成以八音會和樂器系列產品加工公司為經濟主體的音樂村，尤為引人注目。
     前些時候《人民日報》曾報道浙江農民種文化，指農民像種莊稼一樣，普遍而經常性地開展自娛自樂的文化體育活動，把文化的“種子”，“種”入鄉村大地，讓它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其意義在于發展經濟的同時，繁榮文化事業，豐富農民文化生活，縮小城鄉文化差別。而我省長子農民除此以外，還將活躍城鄉文化生活與發展文化產業，增加農民收入，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有機統一起來，其意義更深遠，更有利于長久堅持和發展。
     長子農民“種”音樂，“種”出的是上黨八音會及其樂器系列產品，收獲的是精神物質，或者說文化經濟雙豐收。上黨八音會這一源遠流長、影響廣泛的民間音樂藝術形式，萌芽于秦漢，脫胎于唐代樂舞和宋金隊戲，興盛于明末清初的民間。與此相適應，銅樂器和牛皮鼓生產也隨之發展起來。據村里的音樂主任和老藝人說，600多年來，幾乎輩輩出藝王。他們的藝名除響遍長子，在上黨大地的許多村莊家喻戶曉。而這一民間藝術及其樂器生產真正以公司經營形式大放異彩，則是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的產物。
     至今雖然沒有人說西南呈是上黨八音會的圣地，聲望也不能與世界音樂之都維也納相比。但不是因為這里的群眾不酷愛音樂，不是因為這里的經營者智商低下，而是因為封建文化的束縛，因為我們的文化中至今還有不曾消除干凈的消極因素。
     然而，盡管這里沒有誕生像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舒伯特的《天鵝之歌》，約翰?施特勞斯的《藍色多瑙河》那樣的世界名樂曲，但土生土長的民間音樂藝術也像那些世界名樂曲一樣，令它的欣賞者熱血沸騰，激動不已。令人不無遺憾的是，因為沒有相應的文化托起，沒有相應的雕像紀念，沒有相應的公園、廣場、禮堂、會議大廳供為活動，沒有以他們的名字命名的故居和墓地任參觀憑吊，西南呈終究沒有成為“維也納”。
     不過，令人振奮的是，長子農民“種”出來的音樂，畢竟匯入了改革開放的洪流，興盛于科學發展觀照耀下的新時期。這便是西南呈農民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上黨地區競賽中，就決出了“鼓王”“鑼王”，西南呈也因此榮膺藝王村的聲譽。改革開放進入市場經濟階段之后，西南呈的樂隊更是以赴港參加回歸慶典的成功演出，成為山西民間樂團的主力，為山西省爭了光。
     近年來，西南呈的數家演出公司不僅活躍于民間舞臺，成為老區鄉親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還多次遠到廣州、深圳等地演出，經常出場于大城市的一流劇院。從而突破地域的局限和組織形式的局限，完成了馳騁更廣闊地域和走向產業化、市場化的過渡。其中長根八音會藝術公司先后代表長子縣、長治市參加各種文藝調演，曾獲得北京市龍潭廟會一等獎。
     目前，西南呈全村4000余人，加入藝演公司的有1000余人。12個八音會文藝演出公司，百人以上的有4個。西南呈已作為聞名遐邇的農村文化產業大村，被文化部命名為“中國民間藝術之鄉”。與此相適應，西南呈農民還“種”出了樂器系列產品。全村有300多個文化產業戶，4個銅樂器公司，3個鼓樂器公司，1000多人直接從事文化產品生產，總收入達到1800多萬元，人均收入1萬多元。尤為可喜的是，其生產方式，從舊銅回收到響銅制造，從傳統手工打造到以機械化為主生產，從村辦和戶辦樂器廠到股份制公司運營。其中，由十個小廠整合的改好銅樂器公司，年銷售收入近1000萬元。鑼、镲、鐃、鈸等7個系列100多個產品分別銷往河南、河北、山東、北京、天津、廣東等十幾個省市，小鑼還作為工藝品銷往東南亞，響銅樂器被錄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銅樂器制造營銷還帶動了鼓樂器、琴樂器的生產和銷售。
     長子農民“種”音樂，在提高組織化程度和一體化服務上，也邁出新步伐。西南呈村成立了民間藝術協會和八音會研究會，并已著手請全國一流名師開辦培訓班，從培養新人，提升品位，促進長足發展等方面形成社會推動效應。
     維也納因海頓和大小施特勞斯名揚世界，長子農民“種”音樂雖然還沒有產出大師，卻向世界宣告，他們“種”出了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雙重富有，“種”出了屬于自己的健康藝術和幸福生活。好音樂憑借力，送其上青天。在傳統上創新，將娛樂與增收結合，實現區域文化與大文化共繁共榮的農民音樂，必將在科學發展觀指引下大放異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