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小提琴鋼琴而言，二胡不算雅樂，卻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最為普及的民族樂器之一。普通人家，對音樂有些興趣的，床頭的架子上或許就吊著一把二胡。我想，投資小，又易于表現普通大眾的悲歡，大概是二胡流行于民間樂壇的一大緣由。 
     我拉二胡源于我的二哥。二哥作曲彈唱小有天賦，可惜生不逢時，未成大器，卻有意無意把我往這道上引。我讀小學三年級時，二哥跟小學教音樂的胡圣燕老師說，讓我進宣傳隊的樂隊跟著混。宣傳隊，全稱叫“毛澤東思想業余文藝宣傳隊”，當時是個令人羨慕的組織，在不太講求文化知識學習、社會審美及娛樂生活不夠多彩的時代，在學校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所以，樂感上尚可一雕的男生，有幾分姿色的女生，一般都被網羅進來。以這樣的標準遴選，收進宣傳隊的自然多是鎮上吃商品糧的。從此，二胡成了我的業余愛好。 
     胡老師算個人物，靈光，二胡拉得不錯。雖然沒有教過我二胡的演奏技巧，但是平心而論，他給了我施展拳腳的平臺。有平臺就有鼓勵，有鼓勵就有信心。哪個孩子不是一鼓勵就洋洋得意？我是需要鼓勵的。有排練演出，我就在宣傳隊里拉；無排練演出，我就在家里練。曲不離口，琴不離手，時間一長，熟能生巧。從在宣傳隊伴奏童聲獨唱《我愛北京天安門》開始，到在家里完整演奏《二泉映月》，堅持了數年。初中畢業那年，宣傳隊派了五六個同學到一位年輕老師蹲點的楊越大隊，在村頭的農家住了半個月。早上搬一把椅子在屋后林中奏響二胡，晚上點著油燈教貧下中農唱《政治夜校亮堂堂》。下鄉帶去的二胡是學校的，行動快結束時，兩個女生嬉鬧中不慎碰斷琴頭，使我回校歸還殘破的二胡時，惴惴不安，有犯罪感。老師雖然聲色俱厲，我總算過了關。 
     說到胡老師，不能不提周老師。周老師是教體育的，會武術,一調來學校就拉起了一支武術隊。我那時也不知怎樣這么吃香，既是宣傳隊的角兒，又是武術隊的砥柱。大概是1975年匯演，宣傳隊要拿節目參賽，武術隊也要出節目獻禮。突擊排練的日子里，這邊需要我操琴，那邊等著我對練，我分身無術，看著兩位老師差點打起來。令人惋惜的是，兩位老師不到五十便紛紛作古，至今已有二十來年了。人生如夢，不勝唏噓。 
     參加工作后，1987年，我拉二胡的意愿萌發。或許是心人漸老的緣故，重拾兒時愛好的愿望與日俱增。現在正在我手上服役的一把標稱黑檀精品，拿起來沉甸甸的，是我拉過的幾把二胡中最高級的一把。信心的恢復需要悅耳的音質來支撐，好的二胡是好的音質的物質前提。 
     二胡適合表現大喜大悲。作品表現悲無可厚非，但，盛世清明，朗朗乾坤，早已不是瞎子阿炳的時代，何悲之有！再說悲總是讓人壓抑，有損身心，所以我現在開弓不再拉《江河水》，即使拉《二泉映月》，腦子里想的也不是阿炳的苦難，而是出現一輪明月倒影在惠山腳下的清澈湖中的良宵圖。我不再奏《想起往日苦》，而用跳弓演繹《奔馳在千里草原》。就是駕車走在宜昌分鄉大仲壩新修的坡道上，我也是一定要播放《山村變了樣》來呼應的。我越來越認為，自己快樂，與人愉悅，才是最重要的。 
     主業以外，人各有愛。有人方城之中尋快感，不摸八圈不散場；有人三天兩頭要晚聚，不到十點不回家。我則二胡相伴，自得其樂，每日晚飯后小奏幾曲。落日余暉之中，悠揚的旋律蕩漾在小區，其樂也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