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網訊）：來自《中國商人》報道：“我不懂琴，可我每天都跟琴打交道，我掌管著世界上最大的提琴加工企業。”江蘇鳳靈樂器集團的董事長李書如是說。
雖然只會拉幾個簡單的音符，李書一有空還是喜歡擺弄小提琴。他經營的企業是專門生產提琴的，他手中有一把韓國提琴，是他1993年第一次出國花1300多元買的。
這把琴一直被李書當作寶貝，可他的手下員工一看到它就有些生氣，因為這是一把“麻煩”琴。
激怒職工惹罷工
1998年的一天清晨，廠干部發現了一個異常情況，修理車間內靜悄悄的，桌上、地上到處堆放著需要修理的小提琴，卻沒看到工人的影子。
幾十位工人都聚集在了車間外罷工，其他車間的職工聞訊后，也蠢蠢欲動。工人們的情緒如此之大，源于對廠里新推出的考核辦法特別不滿意，而這種新規定就是李書買到那把韓國琴后想出的。
李書覺得自己廠生產的提琴沒有韓國琴好，為提高質量，他給廠里的各級管理人員下達了一個硬任務：李書讓管理人員每天必須找出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然后對那些被挑出毛病的職工罰款。
職工為此叫苦不迭：“我以前一天做10把琴，考核辦法實施以后只做8把琴，可還是被挑出很多毛病。我做夢都想把它做好，但是一不留神一天又是白干了。”
其實，李書的考核辦法類似“攤派罰款”。他規定每個月每個部門必須上交一定數額的罰款，因為擔心受罰，職工們都會努力盡量做好。可管理人員因為有罰款考核任務，必須得不斷在工作中挑毛病。
于是，挑來挑去，職工們感到廠里的要求越來越高，已經到了雞蛋里挑骨頭的地步。終于，一些人無法忍受了。
罷工進行中，正在辦公室忙碌的李書趕到了現場。不料他開口的第一句話就讓工人們很失望：“這個制度一定要執行下去，我是不可能收回的。”
所有的工人都揚起了頭，眼睛瞪著李書，現場的氣氛顯得相當緊張。李書清了清嗓子，語重心長地說道：“大家想一想，我們現在的質量跟國外差距這么大，那我們怎樣才能趕上國外甚至超過國外的質量呢，只有不斷地提高，這就需要我們所有的干部職工用高標準來要求自己。”
說完這番淺顯易懂的道理，李書又向大家提出一個問題：“對于給職工的持久壓力方面，你們有比我更好的方法嗎？”
人群一片寂靜，職工們一時說不出反駁的意見，李書繼續表明自己的態度：“我扣你們的錢并不是裝進自己的腰包，只要你們做得好，我可以再添五百、一千元作為獎勵。”
一場劍拔弩張的對峙煙消云散，廠里又恢復了正常的生產秩序。用職工們的話說，他們的董事長能言善辯，總是“常有理”。而李書私下里卻對一些職工說，他采取那么嚴格的考核辦法其實也是迫不得已，因為那把韓國琴給了他太大的壓力，讓他總會想起一種刻骨銘心的痛苦。
賠償訂單二十萬
李書經營的企業地處江蘇泰興市的溪橋鎮，原是一家小小的鎮辦樂器廠，最早給上海提琴廠加工弓桿、琴頭等零部件。
1980年，剛滿28歲、出身農民的李書當上了這個廠的廠長。隨即他想方設法和上海提琴廠搞起聯營。這樣，借助對方的技術、資金、市場，李書的樂器廠也漸漸能獨立生產出整套提琴產品了。
作為一種樂器，小提琴的制作難度大、工序相當繁雜。一把琴做出來得經過180多道工序，任何一個環節有差錯都會影響小提琴的質量，自己的小企業終于能生產出整套的提琴產品了，李書感到很自豪。
然而，1993年，當他第一次走出國門到法國參加國際樂器節時，他發現了一個讓他十分震驚的現象：“我們當時的定價是28元，國外小提琴跟我們一樣的檔次、一樣的材料，卻能賣到一千多。”
不僅價格相差懸殊，質量也差得沒法比。在這之前，李書一直以為自己廠生產的小提琴相當不錯。大受刺激的李書決心要向國外同行看齊。他花了1300多元，買了一把韓國琴帶回廠，和職工一起研究。
李書把在韓國琴中悟出來的優點用在了生產中，接著又想出了一些新的管理措施來提高質量，攤派罰款的考核辦法就是其中的一種。
考慮到提琴不是大眾消費品，李書覺得要想賺大錢，需要依靠巨大的國際市場做出口。不久，他卻碰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那一年，李書好不容易聯系到了發往加拿大的一份大訂單。可產品發出去不久，卻紛紛出現了變形、開裂的問題。
“這是我們在材料的處理過程當中缺乏技術造成的。另外，我們的產品從整個檔次，盡管比以前好了，跟國外仍有差距。”李書坦然接受失敗。
這次失敗造成了經濟上的巨大損失，李書給對方賠償了二十多萬元。二十多萬差不多相當于他們當時半年的收入，本想賺大錢的李書遭遇到了他辦廠以來最大的一次挫折。
怎樣才能解決質量問題呢？那段時間李書翻來覆去地仔細琢磨。慢慢地，他理出了一條思路：廠里的職工基本都是些不懂音樂、也沒受過什么培訓的農民工。要靠這些人解決技術問題，必然有很大限制。要想把產品質量提高到國際水準，必須得請高人指點。
制作大師拒絕邀請
這么一想，李書豁然開朗。他很快就想到了一個人，中央音樂學院教授、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制作家鄭荃。
鄭荃是我國著名的提琴制作大師，他是我國第一位派到意大利學習提琴制作的留學生。1987年，因為在國際上獲得提琴制作金獎而一舉成名，后來他還屢屢獲獎，成為我國在國際上獲得提琴制作大獎最多的人。
李書是從有關報道中了解到鄭荃的。他想，如果能請到鄭荃做廠里的技術總顧問，一定效果顯著。李書馬不停蹄趕往北京，通過中國樂器協會的負責人的引薦，他見到了鄭荃。李書迫不及待地向鄭荃說出了自己想請他做技術總顧問的想法。不料，鄭荃一口謝絕。
“當時我也有點顧慮，有些企業來請我們，并不是真心實意想提高技術，而只是想利用名人效應制造效果。”鄭荃坦言心中的想法。
鄭荃的拒絕多少讓李書有些尷尬。可換位一想，他完全能理解這種顧慮，這樣的結果并不奇怪。
第二天，李書又熱情地和鄭荃聯絡，并提出了自己的一個請求，希望能到鄭荃做琴的工作室去看看。這一次，鄭荃爽快地答應了。
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親眼看到鄭荃做的小提琴后，李書對鄭荃更是崇拜得五體投地，每把小提琴都是精刻細雕、符合國際標準，整個工藝要求非常高。
李書打定主意一定要請鄭荃做技術總顧問。不過，他知道這只是他一廂情愿的事。鄭荃已經拒絕了他，再要改變初衷談何容易？
李書一時之間也沒有好想法，他能想到的就是和鄭荃加強聯系。隔一段時間，他就會去北京拜訪鄭荃。有一次，他還邀請了鄭荃到法蘭克福參加國際小提琴博覽會。
“那一次我覺得他們挺不容易的。因為在國外什么都貴，要省吃儉用的過。但是我去了以后，來來去去都打的，吃飯都上正式飯館。同行的人都說沾了我的光，否則他們只能坐地鐵、吃自助餐了。”因為李書的真誠，鄭荃的回憶里充滿了感動。
兩人交往數次后，李書終于鼓起勇氣向鄭荃發出邀請，請他到自己的企業去看看，為這個決定他在心里盤算了很多遍。那時李書工廠的技術和質量雖然還不成氣候，但產品總量和生產規模已經位居全國第一。
賠錢換來長期訂單
鄭荃如約來到了李書的鳳靈公司。一到廠，鄭荃就頗為感觸：“我從來沒有見過這么大規模的生產量，第一個感覺就是這個企業的琴做得非常多。”
這樣的感嘆完全發自內心。因為鄭荃做的是藝術琴，整個過程充滿了創造性，一年只做幾把琴。可在李書這里，完全是工廠化的流水線生產方式，一年要生產幾十萬把琴。
當鄭荃與職工們說起提琴的制作時，他發現他們的看法與自己完全不同。“很容易的，就像家里做個板凳一樣簡單，只要把其中的一道工序學會，按部就搬地流水操作就行。”職工的回答讓鄭荃深感意外。
要做好一把琴，中間的學問特別多，這就是為什么有的琴能賣幾百元，有的琴卻能賣到幾百萬的原因。面對這些工人，鄭荃改變了態度。他答應了李書的邀請擔任他廠里的技術總顧問。
在鳳靈公司，鄭荃深切地感到，收獲與投入太不匹配。廠長們五六點鐘就要起床，但每一把琴只能賺一元錢。鄭荃不禁
雖然只會拉幾個簡單的音符，李書一有空還是喜歡擺弄小提琴。他經營的企業是專門生產提琴的，他手中有一把韓國提琴，是他1993年第一次出國花1300多元買的。
這把琴一直被李書當作寶貝，可他的手下員工一看到它就有些生氣，因為這是一把“麻煩”琴。
激怒職工惹罷工
1998年的一天清晨，廠干部發現了一個異常情況，修理車間內靜悄悄的，桌上、地上到處堆放著需要修理的小提琴，卻沒看到工人的影子。
幾十位工人都聚集在了車間外罷工，其他車間的職工聞訊后，也蠢蠢欲動。工人們的情緒如此之大，源于對廠里新推出的考核辦法特別不滿意，而這種新規定就是李書買到那把韓國琴后想出的。
李書覺得自己廠生產的提琴沒有韓國琴好，為提高質量，他給廠里的各級管理人員下達了一個硬任務：李書讓管理人員每天必須找出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然后對那些被挑出毛病的職工罰款。
職工為此叫苦不迭：“我以前一天做10把琴，考核辦法實施以后只做8把琴，可還是被挑出很多毛病。我做夢都想把它做好，但是一不留神一天又是白干了。”
其實，李書的考核辦法類似“攤派罰款”。他規定每個月每個部門必須上交一定數額的罰款，因為擔心受罰，職工們都會努力盡量做好。可管理人員因為有罰款考核任務，必須得不斷在工作中挑毛病。
于是，挑來挑去，職工們感到廠里的要求越來越高，已經到了雞蛋里挑骨頭的地步。終于，一些人無法忍受了。
罷工進行中，正在辦公室忙碌的李書趕到了現場。不料他開口的第一句話就讓工人們很失望：“這個制度一定要執行下去，我是不可能收回的。”
所有的工人都揚起了頭，眼睛瞪著李書，現場的氣氛顯得相當緊張。李書清了清嗓子，語重心長地說道：“大家想一想，我們現在的質量跟國外差距這么大，那我們怎樣才能趕上國外甚至超過國外的質量呢，只有不斷地提高，這就需要我們所有的干部職工用高標準來要求自己。”
說完這番淺顯易懂的道理，李書又向大家提出一個問題：“對于給職工的持久壓力方面，你們有比我更好的方法嗎？”
人群一片寂靜，職工們一時說不出反駁的意見，李書繼續表明自己的態度：“我扣你們的錢并不是裝進自己的腰包，只要你們做得好，我可以再添五百、一千元作為獎勵。”
一場劍拔弩張的對峙煙消云散，廠里又恢復了正常的生產秩序。用職工們的話說，他們的董事長能言善辯，總是“常有理”。而李書私下里卻對一些職工說，他采取那么嚴格的考核辦法其實也是迫不得已，因為那把韓國琴給了他太大的壓力，讓他總會想起一種刻骨銘心的痛苦。
賠償訂單二十萬
李書經營的企業地處江蘇泰興市的溪橋鎮，原是一家小小的鎮辦樂器廠，最早給上海提琴廠加工弓桿、琴頭等零部件。
1980年，剛滿28歲、出身農民的李書當上了這個廠的廠長。隨即他想方設法和上海提琴廠搞起聯營。這樣，借助對方的技術、資金、市場，李書的樂器廠也漸漸能獨立生產出整套提琴產品了。
作為一種樂器，小提琴的制作難度大、工序相當繁雜。一把琴做出來得經過180多道工序，任何一個環節有差錯都會影響小提琴的質量，自己的小企業終于能生產出整套的提琴產品了，李書感到很自豪。
然而，1993年，當他第一次走出國門到法國參加國際樂器節時，他發現了一個讓他十分震驚的現象：“我們當時的定價是28元，國外小提琴跟我們一樣的檔次、一樣的材料，卻能賣到一千多。”
不僅價格相差懸殊，質量也差得沒法比。在這之前，李書一直以為自己廠生產的小提琴相當不錯。大受刺激的李書決心要向國外同行看齊。他花了1300多元，買了一把韓國琴帶回廠，和職工一起研究。
李書把在韓國琴中悟出來的優點用在了生產中，接著又想出了一些新的管理措施來提高質量，攤派罰款的考核辦法就是其中的一種。
考慮到提琴不是大眾消費品，李書覺得要想賺大錢，需要依靠巨大的國際市場做出口。不久，他卻碰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那一年，李書好不容易聯系到了發往加拿大的一份大訂單。可產品發出去不久，卻紛紛出現了變形、開裂的問題。
“這是我們在材料的處理過程當中缺乏技術造成的。另外，我們的產品從整個檔次，盡管比以前好了，跟國外仍有差距。”李書坦然接受失敗。
這次失敗造成了經濟上的巨大損失，李書給對方賠償了二十多萬元。二十多萬差不多相當于他們當時半年的收入，本想賺大錢的李書遭遇到了他辦廠以來最大的一次挫折。
怎樣才能解決質量問題呢？那段時間李書翻來覆去地仔細琢磨。慢慢地，他理出了一條思路：廠里的職工基本都是些不懂音樂、也沒受過什么培訓的農民工。要靠這些人解決技術問題，必然有很大限制。要想把產品質量提高到國際水準，必須得請高人指點。
制作大師拒絕邀請
這么一想，李書豁然開朗。他很快就想到了一個人，中央音樂學院教授、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制作家鄭荃。
鄭荃是我國著名的提琴制作大師，他是我國第一位派到意大利學習提琴制作的留學生。1987年，因為在國際上獲得提琴制作金獎而一舉成名，后來他還屢屢獲獎，成為我國在國際上獲得提琴制作大獎最多的人。
李書是從有關報道中了解到鄭荃的。他想，如果能請到鄭荃做廠里的技術總顧問，一定效果顯著。李書馬不停蹄趕往北京，通過中國樂器協會的負責人的引薦，他見到了鄭荃。李書迫不及待地向鄭荃說出了自己想請他做技術總顧問的想法。不料，鄭荃一口謝絕。
“當時我也有點顧慮，有些企業來請我們，并不是真心實意想提高技術，而只是想利用名人效應制造效果。”鄭荃坦言心中的想法。
鄭荃的拒絕多少讓李書有些尷尬。可換位一想，他完全能理解這種顧慮，這樣的結果并不奇怪。
第二天，李書又熱情地和鄭荃聯絡，并提出了自己的一個請求，希望能到鄭荃做琴的工作室去看看。這一次，鄭荃爽快地答應了。
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親眼看到鄭荃做的小提琴后，李書對鄭荃更是崇拜得五體投地，每把小提琴都是精刻細雕、符合國際標準，整個工藝要求非常高。
李書打定主意一定要請鄭荃做技術總顧問。不過，他知道這只是他一廂情愿的事。鄭荃已經拒絕了他，再要改變初衷談何容易？
李書一時之間也沒有好想法，他能想到的就是和鄭荃加強聯系。隔一段時間，他就會去北京拜訪鄭荃。有一次，他還邀請了鄭荃到法蘭克福參加國際小提琴博覽會。
“那一次我覺得他們挺不容易的。因為在國外什么都貴，要省吃儉用的過。但是我去了以后，來來去去都打的，吃飯都上正式飯館。同行的人都說沾了我的光，否則他們只能坐地鐵、吃自助餐了。”因為李書的真誠，鄭荃的回憶里充滿了感動。
兩人交往數次后，李書終于鼓起勇氣向鄭荃發出邀請，請他到自己的企業去看看，為這個決定他在心里盤算了很多遍。那時李書工廠的技術和質量雖然還不成氣候，但產品總量和生產規模已經位居全國第一。
賠錢換來長期訂單
鄭荃如約來到了李書的鳳靈公司。一到廠，鄭荃就頗為感觸：“我從來沒有見過這么大規模的生產量，第一個感覺就是這個企業的琴做得非常多。”
這樣的感嘆完全發自內心。因為鄭荃做的是藝術琴，整個過程充滿了創造性，一年只做幾把琴。可在李書這里，完全是工廠化的流水線生產方式，一年要生產幾十萬把琴。
當鄭荃與職工們說起提琴的制作時，他發現他們的看法與自己完全不同。“很容易的，就像家里做個板凳一樣簡單，只要把其中的一道工序學會，按部就搬地流水操作就行。”職工的回答讓鄭荃深感意外。
要做好一把琴，中間的學問特別多，這就是為什么有的琴能賣幾百元，有的琴卻能賣到幾百萬的原因。面對這些工人，鄭荃改變了態度。他答應了李書的邀請擔任他廠里的技術總顧問。
在鳳靈公司，鄭荃深切地感到，收獲與投入太不匹配。廠長們五六點鐘就要起床，但每一把琴只能賺一元錢。鄭荃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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