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時代信報報道,“大街小巷唱月琴(即清音),茶樓旅店客盈門。”是清代中期四川清音的真實寫照。然而幾百年后,曾經的“流行樂”卻只能以“遺產”的形式,延續生命的音符。近日,記者從市曲藝團獲悉,四川清音將作為戲曲類項目申報重慶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目前,關于清音的各種資料都已收集完備,等待獲得市級非遺后,然后繼續申報國家級非遺。
然而,在今年6月,四川省已將四川清音成功申報為國家級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那么,重慶此次申報能否成功?本土傳承下來的四川清音又有什么樣的區別和特色?為此,記者探訪重慶老一輩清音藝術家,試圖揭開四川清音在重慶的前世今生。
重慶清音申遺能否成功
二者有共性也有個性,融合起來才能完整
“梧桐葉落秋風送,丹桂飄香海棠紅,是誰家夜靜更清……”婉轉的旋律和著弦聲與竹鼓聲輕訴著幽怨,65歲的市曲藝團清音藝術家李靜明右手擊竹鼓,左手擊檀板,任憑悲傷浸濕了全身。這是著名傳統清音曲目《悲秋》。而四川清音的命運正如這段唱詞一樣,過早地進入了藝術生命的蕭條期。
四川清音,歷史淵源上溯至宋元明年間,源自塞北江南的雜曲、調腔和小曲、戲腔,與本土的巴渝蜀川的徒歌俚調交融衍生,有了清音早期詞句及曲調的基本形態。19世紀末,清朝晚期,重慶開埠,自長江中下游入渝進川的商船歌伎,演唱小曲時調。文商官家等人打詞編曲,唱小曲、唱月琴的曲藝形式漸次成熟。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四川清音幾乎是當時“最流行的歌曲”。“就是在五六十年代的時候,每次重慶舉行文藝演出,清音都是主打曲目,半年演出高達500多場。現在,一年內難得有幾場。”李靜明說。
而這樣的現狀似乎有望得到轉機。“曲藝團已將四川清音申報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先是通過市級非遺,再通過國家級,這樣清音就會得到保護了。”李靜明的眼里閃出一道光亮,仿佛在經歷悲秋之后,清音的春天就要到了。
但一個問題是,四川清音早已“名花有主”。
據了解,今年6月,四川已將四川清音申報為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重慶的申報有沒有必要?如果有,又是不是晚了一步?市非遺保護中心副主任譚小兵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稱,重慶地區的清音是四川清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二者有共性也有個性,融合起來才能完整。“比如,川劇和蜀繡,申報非遺后,都在其后面括號內用‘四川’或‘重慶’二字加以區分。”譚小兵介紹,雖然對于同一項目各個地區有不同的特色,但在申報之時仍舊要以歷史上的行政區域劃分為準,“比如,重慶這次入選的第二批國家級非物就有四川竹琴,其實這是萬州的。”
“四川清音”源于何處
稱呼源于重慶,第一個站唱者是重慶人
那么,四川清音與重慶清音究竟有何不同?75歲的清音藝術家鄧碧霞介紹,解放后,四川清音在重慶和成都兩地發展逐漸出現分流。成都依然是以小調為主,而重慶以大調為主。由其演唱的《江竹筠》就是采用大調這種形式,曾受到周恩來總理的高度評價。
研究多年重慶清音的曲藝團老藝術家譚伯樹為此次申報提供了大量材料,他表示,比起成都,重慶清音可查的史實更多。“成都不少老師輩的人物都是在清末時期,從重慶合川、江津等地到成都去的。”此外,更鮮為人知的是―――“四川清音”這個稱呼來源于重慶,而第一個站著唱清音的人也是重慶人!
譚伯樹介紹,四川清音早期稱“唱小曲”、“唱小調”,又因演唱時藝人自彈月琴或琵琶,也被稱為“唱月琴”或“唱琵琶”。1930年,一位叫彭銀安的保長以其特殊的勢力與社會影響,在較場口附近創立了“清音改進會”,“以致‘月琴’曲種正式改名而亮出‘清音’的名號。”解放后,重慶成立“曲藝演唱生產組”(市曲藝團前身)在“大眾游藝園”進行集訓與演出,在偶然機會中,“四川清音”的名稱被正式確定下來。
“當時,生產組每天都會表演包括清音在內的20多個節目,每天我們都會在宣傳室的門口掛上當天演出的節目單,每個節目都在其前面寫上了其來源地,比如山東大鼓、北京相聲等。”譚伯樹回憶,“最初,生產組只是在木牌上寫出‘清音’二字作為表演節目,后來逐漸有人詢問為何其他節目都有其歸屬的地方,唯獨清音沒有,生產組才在‘清音’前面加上‘四川’二字,從此,‘四川清音’才正式得名,并深入人心。”
而重慶對于清音的“貢獻”還不止于此。
譚伯樹介紹,清音傳統的演唱方式為坐唱,即擺上一張或兩張八仙桌,演唱者面對聽客正面而坐,主唱者居中,琴師坐在主唱者的左右兩邊。1952年重慶接待蘇聯文化代表團演出中,鄧碧霞演唱傳統名曲《悲秋》時,將竹鼓放在專制的竹架上,改坐唱為帶表演的站唱,首創四川清音新的表現形式,為全川清音藝人所效仿。后來,坐唱的形式逐漸被站唱代替。
“第一次站著唱清音,手腳還不知道往哪里放呢!”回憶起1952年的那場表演,已經75歲的鄧碧霞老人仍舊興奮不已。她告訴記者,之所以想到“站起來唱”,主要是覺得“坐著唱不好看,表演動作也不方便”。“當時,我向團里提出這個想法,大家都幾乎一口同意,為了制作那個將竹鼓撐高的架子,我們還花了半天的時間。”
清音的傳承最缺什么
人才最缺,一代比一代差,露臉越來越少
和眾多非遺一樣,四川清音也在時間的洗滌中不可避免地走向尷尬。“如今,在孕育了清音的巴蜀大地上,拿得出手的清音演員屈指可數,演出次數也越來越少。電視上偶爾還可見清音露臉,但那些韻味與風情,卻早已被淹沒在電腦合成的伴奏帶、花哨的伴舞與服飾以及令人眼花繚亂的舞臺燈光之中。”譚伯樹翻出一份精心整理的“重慶清音藝人師承關系表”,指著從1930年到2000年不斷縮小的框架結構,嘆了口氣,“這里面的好多人都不在人世了,還有一些,本是唱清音的好料子,最后也沒能堅持下來,走了另外的路。”
“一個演員可以頂起一個戲種。清音現在最缺的就是人!”譚伯樹說,2000年前,清音還經常參加重慶的大型演出,而后,露臉的機會越來越少,“曲藝團的牌子是掛起的,但與戲曲差得太遠了,現在,魔術、唱歌、跳舞等表演越來越多了。”
“清音在傳承上是一代比一代差。不僅數量差,質量也不好。”李靜明告訴記者,現在團里面已經沒有幾個專業唱清音的老師,學生也只有七八個,正真唱得好的只有一兩個。“有的學生,練了很久,上臺唱的時候連調都找不到。看見這種情況,心里很難受。”
譚伯樹認為,受冷多年的清音要想重新走入大眾的視線必須進行“改革”,在時間上進行調整。“以前清音是點唱,藝人門會刻意加長過門,一般一場下來至少半小時。現代人可沒有時間與精力這么坐下來聽你唱。但濃縮后的表演必須充分表達曲段的主要內容,曲調與詞的掌控不變。”譚伯樹表示,改革后的清音還必須去粗取精,同時,選擇新的創作題材與新的音樂元素。“希望等我們不在了,重慶還能聽到竹鼓、二胡,還有藝人婉轉的唱音。”
然而,在今年6月,四川省已將四川清音成功申報為國家級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那么,重慶此次申報能否成功?本土傳承下來的四川清音又有什么樣的區別和特色?為此,記者探訪重慶老一輩清音藝術家,試圖揭開四川清音在重慶的前世今生。
重慶清音申遺能否成功
二者有共性也有個性,融合起來才能完整
“梧桐葉落秋風送,丹桂飄香海棠紅,是誰家夜靜更清……”婉轉的旋律和著弦聲與竹鼓聲輕訴著幽怨,65歲的市曲藝團清音藝術家李靜明右手擊竹鼓,左手擊檀板,任憑悲傷浸濕了全身。這是著名傳統清音曲目《悲秋》。而四川清音的命運正如這段唱詞一樣,過早地進入了藝術生命的蕭條期。
四川清音,歷史淵源上溯至宋元明年間,源自塞北江南的雜曲、調腔和小曲、戲腔,與本土的巴渝蜀川的徒歌俚調交融衍生,有了清音早期詞句及曲調的基本形態。19世紀末,清朝晚期,重慶開埠,自長江中下游入渝進川的商船歌伎,演唱小曲時調。文商官家等人打詞編曲,唱小曲、唱月琴的曲藝形式漸次成熟。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四川清音幾乎是當時“最流行的歌曲”。“就是在五六十年代的時候,每次重慶舉行文藝演出,清音都是主打曲目,半年演出高達500多場。現在,一年內難得有幾場。”李靜明說。
而這樣的現狀似乎有望得到轉機。“曲藝團已將四川清音申報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先是通過市級非遺,再通過國家級,這樣清音就會得到保護了。”李靜明的眼里閃出一道光亮,仿佛在經歷悲秋之后,清音的春天就要到了。
但一個問題是,四川清音早已“名花有主”。
據了解,今年6月,四川已將四川清音申報為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重慶的申報有沒有必要?如果有,又是不是晚了一步?市非遺保護中心副主任譚小兵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稱,重慶地區的清音是四川清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二者有共性也有個性,融合起來才能完整。“比如,川劇和蜀繡,申報非遺后,都在其后面括號內用‘四川’或‘重慶’二字加以區分。”譚小兵介紹,雖然對于同一項目各個地區有不同的特色,但在申報之時仍舊要以歷史上的行政區域劃分為準,“比如,重慶這次入選的第二批國家級非物就有四川竹琴,其實這是萬州的。”
“四川清音”源于何處
稱呼源于重慶,第一個站唱者是重慶人
那么,四川清音與重慶清音究竟有何不同?75歲的清音藝術家鄧碧霞介紹,解放后,四川清音在重慶和成都兩地發展逐漸出現分流。成都依然是以小調為主,而重慶以大調為主。由其演唱的《江竹筠》就是采用大調這種形式,曾受到周恩來總理的高度評價。
研究多年重慶清音的曲藝團老藝術家譚伯樹為此次申報提供了大量材料,他表示,比起成都,重慶清音可查的史實更多。“成都不少老師輩的人物都是在清末時期,從重慶合川、江津等地到成都去的。”此外,更鮮為人知的是―――“四川清音”這個稱呼來源于重慶,而第一個站著唱清音的人也是重慶人!
譚伯樹介紹,四川清音早期稱“唱小曲”、“唱小調”,又因演唱時藝人自彈月琴或琵琶,也被稱為“唱月琴”或“唱琵琶”。1930年,一位叫彭銀安的保長以其特殊的勢力與社會影響,在較場口附近創立了“清音改進會”,“以致‘月琴’曲種正式改名而亮出‘清音’的名號。”解放后,重慶成立“曲藝演唱生產組”(市曲藝團前身)在“大眾游藝園”進行集訓與演出,在偶然機會中,“四川清音”的名稱被正式確定下來。
“當時,生產組每天都會表演包括清音在內的20多個節目,每天我們都會在宣傳室的門口掛上當天演出的節目單,每個節目都在其前面寫上了其來源地,比如山東大鼓、北京相聲等。”譚伯樹回憶,“最初,生產組只是在木牌上寫出‘清音’二字作為表演節目,后來逐漸有人詢問為何其他節目都有其歸屬的地方,唯獨清音沒有,生產組才在‘清音’前面加上‘四川’二字,從此,‘四川清音’才正式得名,并深入人心。”
而重慶對于清音的“貢獻”還不止于此。
譚伯樹介紹,清音傳統的演唱方式為坐唱,即擺上一張或兩張八仙桌,演唱者面對聽客正面而坐,主唱者居中,琴師坐在主唱者的左右兩邊。1952年重慶接待蘇聯文化代表團演出中,鄧碧霞演唱傳統名曲《悲秋》時,將竹鼓放在專制的竹架上,改坐唱為帶表演的站唱,首創四川清音新的表現形式,為全川清音藝人所效仿。后來,坐唱的形式逐漸被站唱代替。
“第一次站著唱清音,手腳還不知道往哪里放呢!”回憶起1952年的那場表演,已經75歲的鄧碧霞老人仍舊興奮不已。她告訴記者,之所以想到“站起來唱”,主要是覺得“坐著唱不好看,表演動作也不方便”。“當時,我向團里提出這個想法,大家都幾乎一口同意,為了制作那個將竹鼓撐高的架子,我們還花了半天的時間。”
清音的傳承最缺什么
人才最缺,一代比一代差,露臉越來越少
和眾多非遺一樣,四川清音也在時間的洗滌中不可避免地走向尷尬。“如今,在孕育了清音的巴蜀大地上,拿得出手的清音演員屈指可數,演出次數也越來越少。電視上偶爾還可見清音露臉,但那些韻味與風情,卻早已被淹沒在電腦合成的伴奏帶、花哨的伴舞與服飾以及令人眼花繚亂的舞臺燈光之中。”譚伯樹翻出一份精心整理的“重慶清音藝人師承關系表”,指著從1930年到2000年不斷縮小的框架結構,嘆了口氣,“這里面的好多人都不在人世了,還有一些,本是唱清音的好料子,最后也沒能堅持下來,走了另外的路。”
“一個演員可以頂起一個戲種。清音現在最缺的就是人!”譚伯樹說,2000年前,清音還經常參加重慶的大型演出,而后,露臉的機會越來越少,“曲藝團的牌子是掛起的,但與戲曲差得太遠了,現在,魔術、唱歌、跳舞等表演越來越多了。”
“清音在傳承上是一代比一代差。不僅數量差,質量也不好。”李靜明告訴記者,現在團里面已經沒有幾個專業唱清音的老師,學生也只有七八個,正真唱得好的只有一兩個。“有的學生,練了很久,上臺唱的時候連調都找不到。看見這種情況,心里很難受。”
譚伯樹認為,受冷多年的清音要想重新走入大眾的視線必須進行“改革”,在時間上進行調整。“以前清音是點唱,藝人門會刻意加長過門,一般一場下來至少半小時。現代人可沒有時間與精力這么坐下來聽你唱。但濃縮后的表演必須充分表達曲段的主要內容,曲調與詞的掌控不變。”譚伯樹表示,改革后的清音還必須去粗取精,同時,選擇新的創作題材與新的音樂元素。“希望等我們不在了,重慶還能聽到竹鼓、二胡,還有藝人婉轉的唱音。”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