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音樂相遇，感受音樂之美，是在童年時候的國難期。當時，一邊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壓迫，一邊是沁人心脾的美妙音樂的撫慰和陶冶。在民族危亡的關頭，不自覺地產生了對未來的向往和憧憬。或許是由于兩種截然不同的感受反差太大，使音樂印在腦海刻在心上愈發不可磨滅。 
      幼年，我生活在當時中國僅有的兩個現代化城市之一的天津，接觸和見識了那個年代的時尚，也享受了門類廣闊、劇目繁多、名家薈萃的舞臺和電影藝術。但因生活窘迫，沒有條件常到劇場去看戲，于是，聽收音機就成為欣賞音樂、戲曲、曲藝的主要途徑。回憶青少年時期，對藝術的喜愛和追求，只是個人的心愿，卻從未有過引導和幫助，靠父母給的嗓音和樂感去聽、去記憶、去模仿，是自娛自樂，卻與生活密不可分了。 
      上世紀40年代中期，接觸了西洋宗教音樂，那是在原有對音樂感知之上的一次重要升華，隨之而來的是對西洋交響樂、器樂的喜愛和迷戀，更重要的是接觸了西洋發聲法，為以后從一個業余愛好者考進中央歌劇院主演歌劇名著打下基礎。過去，在落后的舊社會，人們把看戲聽音樂當“玩意兒”的時候，各種音樂像一棵棵大樹扎根在自己心田，并不時地有新芽新苗破土而出。 
      50年代，蘇聯音樂大行其道，幾乎以壓倒的優勢取代著其他傳統音樂，人們不僅喜愛，更是著迷。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到了19世紀，其中心東移至俄國圣彼得堡，并促成俄羅斯學派的形成和發展。到了20世紀中期，反映衛國戰爭和戰后建設的音樂作品，以嶄新面目贏得全世界的注目和歡迎，也哺育了新中國的青年一代，我也演唱了不少蘇聯歌曲，通過模仿蘇聯歌唱家的表現，對自己的唱歌技能有很大的幫助。 
      1954年，我考入中央歌劇院，一個專家眾多人才濟濟的藝術殿堂，給了我最理想的學習、長見識的機會，在排練和演出中補課，補上做歌劇演員所需的一切技術和知識。每當想到愛好變成了職業，就產生了信心和勇氣。 
      多年來，一直慶幸自己做了歌劇演員。入劇院前是歌迷，完全不懂演戲，后來才了解到歌劇是舞臺藝術中的重工業，它的表現形式的綜合性是最高的。僅以演員方面看，要透過演唱，去創造一個角色，刻畫一個性格、樹立一個可信而動人的形象。要體驗生活、塑造形體、選擇動作等。這絕非是一個歌手在咫尺方圓的音樂會舞臺上所能涉及到的表演領域。 
      1956年冬，當歌劇《茶花女》進入排練后期合成階段時，我逐漸悟出，威爾第的音樂在歌劇中所處的主導地位和作用。他把角色需要的所有表現動作，都寫在音樂中了。實踐證明，只要你理解了音樂，它就會讓你抓住人物的特征，掌握住戲劇節奏，選擇合適的動作，怎樣交流……一個活的角色，必將在演員身上出現。排演《茶花女》后演員們不得不承認，威爾第既是音樂大師，又不愧為戲劇大師，否則他寫不出那樣流傳久遠的歌劇經典之作。據說他在創作的合作過程中，非常嚴肅，曾把不唱情、不合格的演員轟走，并嚴厲地申明他的音樂是用鋼和血凝成的。足見一個偉大的藝術家有著多么嚴肅的創作態度。 
      1962年，在擁有2400個座位的上海大舞臺劇場，沒有電聲擴音設備，我一口氣連演了20場《茶花女》和10場《貨郎與小姐》。當時就有界內的專家學者對劇院領導講，哪個國家歌劇院也沒有這樣使用一個演員的。而在自己的記憶中，好像是心愿大于能力，是熱愛增強了信心，彌補了一切，把愉悅觀眾和快樂自己融為一體了。 
      70年代末，正當傳統藝術恢復昔日的繁榮與輝煌，重整文藝陣地之際，港臺通俗音樂、校園歌曲涌進內地，吸引了大批觀眾，尤其是青年人。于是，我們的舞臺又變小了。幸好自己過去保留著大眾熟悉和歡迎的幾首歌曲，而未能被迫離開舞臺，但時時處處感到了壓力。常想，通俗音樂就那么好？還是人們只想換換口味？但年復一年，大量引進和創作的曲目鋪天蓋地而來，令人眼花繚亂。當我在觀察研究這個現象的時候，發現通俗演唱的一大優勢，它不像學美聲唱法那樣，即把自己嗓音塑造成按西洋發音方法規范造成的樂器去唱歌，現時的青年人只憑天生的嗓音、聽力和樂感去模仿就可以了，完全不用學音樂，也可不識樂譜，唱好一首歌就能成名，加上卡拉OK的引進，演唱手段既多又方便。   
      本人是業余愛好者出身，過去憑直覺品味音樂，腦子里沒有任何框框，只要愛聽就學，除了民間傳統藝術，好萊塢電影音樂、上海老牌明星三四十年代的歌曲，都是我的愛好。今天，成了無障礙地接受通俗音樂者，有喜歡的就學唱，還特為自己的演唱配了伴奏，不是趕時髦，因為我的口味早就進入這個領域。好的歌星影星首先是以樂感和情調風格出發，要贏得市場，就得把歌唱到人心中去，他們早就講究讓人喜聞樂見了。而我從1946年接觸美聲，幾十年下來發現，學美聲太難，從咪咪嗎嗎開始，鉆到聲音里去，十年、二十年，習慣于開口就是聲音。而藝術表現方面的字、情、味、形，手、眼、身、法、步，腦子里一概沒有。有一點也是后貼上去的。改革開放以來，20多年，來華的外國藝術家、聲樂家，每涉及教學輔導、任評委等，幾乎無不對我國聲樂的方向提出質疑，即重聲不重情，整體表現力不強。而通俗歌曲的演唱，完全是兩個路子。 
      演唱通俗歌曲帶給我極大的愉快，雖然品種、方式變了，但個人情趣如舊，仍然追求抒情性和美感，朝著深情和凝重的氣質去努力，像《奉獻》、《牽手》、《讓我歡喜讓我憂》，唱的時候腦子里有人家原版的韻味，魅力在引導，值得鼓勵和追尋。拿蘇芮的演唱來說，她語言之考究，在演唱界實屬少見。不少通俗大腕名家，其聲音的震動、流動感是科學的，因為它自然、通暢、優美而迷人。 
      上海東方電視臺知道我過去喜歡京戲，2006年元旦，約我做了一期《戲劇大舞臺》節目，唱了《釣金龜》、《打龍袍》、《紅燈記》和京韻大鼓《大西廂》。2007年，他們的新欄目《非常有戲》又約我參加，是一次由專業演員反串戲曲的活動，無論你原來是唱民歌、通俗、美聲還是跳舞蹈，大家都唱戲，并且是彩唱，我又一次大膽應允。反正作為愛好者，不用準備，京胡一起，張口就來，精神上不緊張。初賽得了第一名，穿上狀元袍，手捧禮品金豬，站在舞臺中間，十分得意。評委是中國劇協主席尚長榮、劇作家魏明倫和香港著名戲曲家羅家英，都給了我很多鼓勵。三輪過后，決賽我唱了《遇皇后》，最后被評為十佳。戲曲界的前輩大師袁雪芬、付全香、馬金鳳、艾世菊、張正芳、梅葆玖以及孫毓敏校長，都親臨現場，任顧問指導，盛況空前。主持人問我學唱經歷時，使我想起63年前，上中學時和同學中的戲迷在校慶會上，租了京劇團的戲裝，請了文武場（樂隊）同學拉大弦一起唱戲的經歷。幾十年過去了仍印象如舊，同樣地開口就唱，不跑腔不走板，把印在腦海、刻在心上的音樂親口再現，如此而已。 
      本人年近八旬，青春不再，然而，扎根心田的音樂藝術，卻永遠長存。今天，自娛也好，奉獻也好，在盛世中華，在百花藝壇添一磚加半瓦，也算老有所用，體現一點價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