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原先是北方少數民族的樂器，俗稱胡琴，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有“胡琴琵琶與羌笛”詩句，說明唐代就傳入中原。宋朝沈括《夢溪筆談》載：“熙寧中，宮宴，教坊令人徐衍奏嵇琴，方進酒而一弦絕，衍更不易弦，只用一弦終其曲”。嵇琴即胡琴，說明當時二胡演奏技巧已相當高。但真正使二胡發揚廣大的是近代的劉天華和瞎子阿炳，劉天華將二胡引入音樂殿堂教育，并寫下了《良宵》等十首獨奏曲，阿炳則留下《二泉映月》、《聽松》幾首名曲，使二胡成為音樂會上可獨奏的樂器。

　　二胡是悲哀的樂器，沉悶，輕輕一拉，就有一種對世事洞察的悲涼。中國的民樂是線性的，講究旋律，不重和聲，也不張揚，追求含蓄，因此二胡是最民族化也最適合表達中國人的感情不過了。一把胡琴，一把椅子，在樹腳下一坐，會唱的，不會唱的，男女老少都會聚攏來。

　　二胡不宜合奏，合奏，則沒了個性。二胡如一個思想者，適合獨自思考問題。我看過維也納新年音樂會，幾十把二胡齊奏《金蛇狂舞》，聲勢倒大，但僅余熱鬧外，反而淹沒了二胡的個性，沒韻味也別扭，好像穿著旗袍、長褂的在跳芭蕾。二胡最適合獨奏，配上楊琴、古箏也行，二胡特有的憂郁，會一絲絲，一縷縷地飄蕩，纏繞在里頭，你會聽得一清二楚。

　　二胡很難演奏歡快的曲子，演奏不好，聽去很勉強，仿佛青樓女子的強顏歡笑。二胡演奏歡快的曲子一定把握好節奏和速度，如《喜送公糧》、《賽馬》等該快的快不起來，只會覺得手忙腳亂滑稽，喜從何來？

　　二胡也不能替代別的弦樂器，別的弦樂也不能代替二胡。我聽過用二胡拉的《梁祝》，音符節奏都沒變化，但序曲一開始就籠罩著一種宿命的濃云，壓得人喘不過氣來。當演奏得小提琴大悲大痛時，二胡已經痛苦得麻木，只剩下鳴咽了。另外音域不如小提琴廣，高音部分音色不亮，也是二胡的致命傷。可是小提琴拉的《二泉映月》就不能入耳，音質薄而輕浮，如在水上飄，缺少那種膠質般的凝重。

　　但二胡善于仿聲。老戲中的開門聲，二胡輕輕一劃音就能模仿出。劉天華的《空山鳥語》里面有各種鳥叫聲，低的，高的，重的，輕的，長的，短的，甚至何種鳥叫，都能約摸分辨得出。《賽馬》的個的個的馬蹄聲，《奔馳在千里草原上》那戰馬振鬃長嘶的鳴叫聲，募盡形態，惟妙惟肖。二胡更接近人聲，這里不得不提演奏大家閔惠芬，她將越劇曲目徐玉蘭的《寶玉哭靈》，京劇曲目張君秋的《憶秦娥》，高慶奎的《逍遙津》、余叔巖的《珠簾寨》移植成二胡曲，徐玉蘭豪爽率真、激情奔放唱腔，高慶奎的慷慨激憤、雄渾蒼涼，張君秋的哀怨悲傷，余叔巖的低徊婉轉，演奏得有如高山流水，空谷余音。

　　二胡也善于敘事。閔惠芬將杜甫名詩《新婚別》改編成二胡敘事曲，分序曲、迎親、驚變、送別四段，再現了安史之亂“有吏夜捉人”事件。她演奏跌宕起伏，出神入化地再現了三幕故事，“送別”時，似乎一對新人正面對生離死別，柔腸寸斷，就算你不愛民樂，不懂二胡，也會為之動容。

　　說起二胡，自然想起《二泉映月》。古往今來，還沒見過哪一首樂曲能和一種樂器結合得這樣緊密，似乎《二泉映月》是因二胡而生，二胡是為《二泉映月》而來的。《二泉映月》像一條沉重徐緩的河，低沉地唱著一支和人類有關的歌，是二胡曲中最能流傳千古的曲子。

　　日本指揮大師小澤征爾聽了閔惠芬拉的《二泉映月》，動情地說：這首曲子應跪著聽！

二胡漫談

　　二胡，就是從胡人那里傳來的，有兩根弦的拉弦樂器。據說是從北方朝鮮族傳來的，現在朝鮮族的奚琴，就是二胡的雛形。二胡是靠蒙在琴筒上的蟒皮發聲，與琴筒共鳴產生音效，聲音低沉陰郁，個性含蓄內斂，風格婉轉細膩，適合表達個人情緒中帶有悲情色彩的曲子，《二泉映月》、《江河水》、《一枝花》、《漢宮秋月》等曲子，最能體現二胡的特征。因為二胡這種音色特征適合生活在社會底層的窮人們表達心聲，加上制作和攜帶都十分簡便，所以在民間廣為流傳。后來，二胡經過改良和發展，演奏范圍寬泛了很多，逐步登上了大雅之堂，逐步成為了中國民樂最主要的拉弦樂器。

　　二胡在民樂中的地位，相當于西方音樂中的小提琴，但二者差別卻很大。二胡就像中國古代深閨里的美人，初次接觸，感覺生澀難近，但潛質卻很好，表現力很強，稍加點撥，便長袖善舞，纏綿不盡。小提琴呢，像個芭蕾舞蹈演員，始終帶著高貴優雅的氣質，即使表現一些悲情色彩的音樂，那也是貴族式的憂傷，難于象二胡那樣徹底的悲傷甚至是哀傷。這兩種樂器的差別主要來自它們各自生存環境的不同，二胡屬于民間樂器，民間需要表達的最多的是悲情，所以就形成了二胡低沉陰郁的音色特征。小提琴屬于宮廷樂器，理所當然就有貴族高貴的血統，典雅的氣質。其實，中國民樂的主流就是民間音樂，也就是平民音樂，也可以說是貧民音樂、悲情音樂，正因為如此，二胡才能在民樂中占據很重要的位置。西方音樂的主流是貴族音樂，是經過有名有姓的大音樂家創制加工出來的，適合在社交場合公開演出，能夠渲染出強烈的氣氛，能給人震撼的效果，我個人認為是一種社交音樂，主要產生一些社會效應，比如交響樂、進行曲、圓舞曲等等。而中國民樂，特別是古琴、二胡類的民族器樂曲，適合在夜深人靜、萬籟俱寂時獨自品味，其細膩委婉的風格容易從內心深處打動人，是用來修身養性的，所以我認為中國的民樂是一種教化音樂。中國古時候講究禮樂治國，大概講的就是這個道理。聆聽西方音樂容易產生激情，隨著音樂節奏舞之蹈之，甚至能使身體每一個細胞都興奮，但也容易使人狂躁、傲慢、不可一世。西方音樂家往往有些怪癖或者心理疾患，就很能說明這一點，中國那些研究西方音樂的人也往往披頭散發，舉止怪誕，像瘋子一樣。聆聽中國民樂，容易消磨人的意志與銳氣，但真正懂得欣賞民樂的人，卻會在民樂中品悟超脫、飄逸的感覺，并不聽悲就悲，聽喜就喜，悲喜之外，是身心的愉悅，象心靈療傷的良藥，對個人身心比較有益。二胡作為民樂的重要成員，同樣發揮著教化人、美化人的作用。

　　說到二胡，第一個要說的人是阿炳，第一首要聽的二胡曲是他的《二泉映月》。阿炳名叫華彥鈞，是上個世紀上半葉江蘇無錫的民間藝人，他的音樂是典型的平民音樂，或者說貧民音樂更恰當。華彥鈞年輕的時候是個道士，跟著父親學了很多道教音樂，二胡、琵琶、嗩吶樣樣樂器都精通，后來雙目失明，只好在無錫街頭賣藝為生。他最常拉的就是《二泉映月》，是一位音樂學院的學生假期里發現了他的音樂，后經推廣發揚光大起來的，華彥鈞也名噪一時，登臺演出過，中央音樂學院還準備聘他當教師。但不幸的是，他被發現后不到一年，就吐血而死，他腦海中一千多首曲子，只留下了《二泉映月》、《聽松》、《寒春風曲》三首二胡曲和《大浪淘沙》、《昭君出塞》、《龍船》三首琵琶曲，這都是民樂中的精品。想想他腦海中那沒來得及整理的曲子就那樣隨他而去了，這在中國民樂史上是多大的損失啊，寧不痛煞人乎？

　　而他的《二泉映月》，據說他能在不同的場合，演奏出不同的風格，多達幾十種，只因那位學生的整理記錄，才形成現在這種固定模式。

　　我喜歡二胡，正是從阿炳的《二泉映月》開始的。在我臆想中，仿佛是一位享受過榮華富貴而又極有才情的紈绔子弟，國破家亡后，終日放浪形骸，得過且過，生死兩忘。一個月明風輕的夜里，他來到無錫惠山腳下的二泉亭，泉清月冷的場景，使放浪的心慢慢歸于沉靜，冷寂的月光照亮了心頭的往事，沉積多年的國恨家仇，榮辱成敗一幕幕涌現于前，凍藏的良知和靈感被一點點喚醒、一點點激發，往日的放蕩不羈在這喚醒良知和靈感之時都成了屈辱痛楚，胸中凄聲難禁，淚水宣泄而出。然而，未來的生命和生活是美好的，盡管一再的讓我們失望，一再的讓我們撲空，但我們仍然要在黑暗中憧憬光明，在痛苦中夢想幸福，在死亡前渴望生命。這就是我心目中的《二泉映月》。后來，我喜歡上了《紅樓夢》，常常覺得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想要表達的個人情緒，與《二泉映月》所表達的相仿佛，因此，我認為《二泉映月》就是音樂世界里的《紅樓夢》。

　　談到《二泉映月》，就不得不談阿炳的另一首二胡曲：《寒春風曲》。聽這首曲子，一種在春寒料峭中被寒風吹徹的意境油然而生，進而是春雷的轟擊，春風的到來，最后是一幅百花盛開，春意盎然的美好景象。聽這首曲子，能給人以鼓勵，給人以振奮，特別是那種被寒風吹徹、被春雷轟擊后見到勃勃生機的春光景象，能給在挫折中的人們戰勝困難的無窮力量。在我看來，《二泉映月》比較寫實，有著深刻的音樂背景和豐富的社會內涵，而《寒春風曲》比較寫意，更精神化、藝術化一些，音樂家們也往往把這兩首曲子比做姊妹篇。

　　自從聽懂了阿炳的二胡曲后，阿炳就成了我的精神豐碑，我在工作、生活不順心和遇到挫折困難的時候，總有阿炳的精神形象鼓起我面對挑戰，克服困難，憧憬美好未來的勇氣。

　　與《二泉映月》相對的還有一首曲子，叫《流波曲》。《流波曲》的作者叫孫文明，身份和阿炳差不多，也是一位雙目失明的流浪藝人。《流波曲》同樣是作者面對水產生的生活感悟，不過，孫文明感受到的是自己的身世猶如這逝去的流波，只能屈從于命運的安排，聽任風霜的摧殘間或陽光的普照。卑微的生命莫不如此。與《二泉映月》相比，《流波曲》的曲調優美流暢，意境清新閑適，也是不可多得的精品曲目。

　　要談的第二個二胡名人是和華彥鈞同時代的劉天華。劉天華是科班出生，主要貢獻就是讓二胡走上了大雅之堂。在他以前，二胡主要是流浪藝人的道具，或者江南絲竹、南方戲曲中的配器，當他寫了《良宵》、《病中吟》、《光明行》等十首二胡曲并流傳開來后，二胡就成了獨奏樂器出入于高雅的音樂殿堂，隨之而來的是成百上千的二胡獨奏曲、協奏曲的產生，使二胡成了民族樂器中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