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3歲離開家鄉唐山,進入上音附中,馬曉暉就開始了“一把二胡走天下”的華麗冒險。
10多年前,她又把二胡拉出了國門。在與德國柏林愛樂樂團室內樂團、法國國家交響樂團、墨西哥國立交響樂團等幾十個世界名團的合作中,她讓二胡多次受到與小提琴一樣的禮遇。在榮獲奧斯卡最佳電影原聲音樂大獎的電影《臥虎藏龍》中,她那把二胡又與馬友友的大提琴激情“對話”。
近三年來,馬曉暉用一種不拘形式的“邊講邊演”方式,在全世界范圍內舉行“二胡與世界握手”音樂會、巡演及錄音、錄像,迄今已在世界各地有了300多場個人獨奏音樂會及講學記錄。
采訪馬曉暉的時候,她剛完成為期32天的國外巡演及講學。看過了地圖上的很多美景,累積了一次次的飛行里程,這位歐美媒體所評論的“胡琴女圣手”卻對記者表示,她仍然“在路上”,因為她有一個夢,一個讓二胡的美傳遍世界的夢。
讓二胡和嗩吶“冤家”成“伉儷”
記:聽說你回來不久,又要走?
馬:回來給浦東干部學院做了一場講演,為俄羅斯中國年演出完成了排練,接著要去美國加州阿祖薩太平洋大學做客座教授講學。不過,5月在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還有演出,我會馬上飛回來。
記:在“上海之春”上有演出?
馬:我是臨時受邀,與法國作曲家進行合作。這也是作為世博會全球音樂征集內容之一的“外國作曲家寫中國”活動的第一批成果。我要在5月上旬才看到作品的模樣,因為4月中旬那里的作品才截稿。但是,法國作曲家構思的演出樣式就讓我感覺很新鮮。演出樂器是二胡、嗩吶,背景是上海交響樂團。要知道,在國內舞臺上,二胡和嗩吶的結合極為罕見。二胡是那么靈性低調、如泣如訴,嗩吶又是那么大喜大悲、熱鬧高亢。它們結合得不好,就是“不和諧的婚姻”;恰到好處的話,就是“完美的一對”。法國人怎么把這對“冤家”糅合起來,真是很好玩的事情。
記:用不同樂器組合、碰撞,好像一直是你這幾年嘗試的方向?
馬:是的。在我看來,二胡亦古亦今,它是兩根弦的古樂器,卻有著最人性、溫暖的音色,也是民族樂器中最適合現代、前衛演奏方式的一種。過去三年,我在國內外一直是邊演出邊“試驗”,讓二胡跟鋼琴、爵士樂,跟中外民族樂器,比如伊朗的手鼓、愛爾蘭的笛子、國內的絳州鼓樂等發生碰撞。這個過程很快樂,效果也很奇妙。最近,我又跟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終身簽約小提琴家張樂展開合作,探尋用二胡跟小提琴對話的可能性。未來我還想用二胡跟六把大提琴合作,跟西方古典室內樂組合同臺。
讓二胡的精彩響徹世界
記:當年在上海APEC會議大型文藝演出中,你和唐俊喬、羅小慈組成的“民樂三女杰”因充滿東方情韻的表演走紅。為什么后來還是要單飛?
馬:“民樂三女杰”更多是舞臺上的一種固定包裝,裝飾感比較強。我其實是在扮演“三女杰”之一,卻不是我自己。我不喜歡重復自己,于是便帶著二胡開始旅行。這是我傾心已久的生活方式,也是尋求自我充電的一個渠道。
記:在國外,你的生存方式是純個體音樂家,還是簽約演奏家?
馬:在美國與一家經紀公司簽約,歐洲也要根據商業演出檔期上音樂會。但是,我還有不少時間做自己想做的音樂會,比如,“邊演奏邊講課”。
記:為什么會想到用“邊演邊講”這種形式來展現二胡?
馬:我覺得讓觀眾正襟危坐地面對一樣他們不了解的樂器,這樣的音樂會是需要的;但是,生動地演示、介紹二胡,讓不同文化、不同國度的觀眾感覺二胡跟小提琴其實沒什么兩樣,也可以隨時用來表達情感,這種認知也許更重要。
這兩年,我的演出形式更傾向于邊拉邊講,連說帶演。這種樣式很隨性,很親切,自己表演的空間也更豐富了,不管是在西方的音樂廳還是在中國農村,我都不需要在音樂面前戴上面具,而是尋求和觀眾融為一體。
記:你作了不少“洋曲中用”的嘗試,出于什么考慮?
馬:二胡要想走向更廣大的人群,只靠演出傳統曲子不行,必須在藝術表現上作多樣化的探索。這些年,我在首演了《悲歌》《蘭花花敘事曲》等二胡協奏新作品之余,用二胡改編移植了《巴托克六首羅馬尼亞舞曲》《巴赫―創意曲、奏鳴曲》《克萊斯勒―愛的悲哀》等經典作品,觀眾反響之熱烈出乎意料。歐洲的一些專家甚至認為,二胡在演繹一些抒情、溫婉的西洋曲目方面,甚至要比西洋樂器做得更出色。
讓二胡從“怪物”變“天使”
記:這幾年來,不少中國出去的西洋樂器演奏家,比如郎朗(blog)、王健等都獲得了認可,民樂演奏者要走向世界,是不是更難?
馬:確實很難。但事在人為,比如吳蠻就讓中國琵琶經常在美國亮相重量級演出,我在歐洲也正在做同樣的努力。
對很多西方人來說,二胡就是一個只有兩根弦的怪物。國外觀眾對我說,他們第一次聽到我拉出的聲音,渾身會起雞皮疙瘩,因為那種音質太陌生了。但當他們沉下心欣賞后,發現二胡非但不是怪物,而且是“天使”。每到一個新地方演出,我總會在開演前問觀眾,有多少人聽過二胡?舉手的往往寥寥無幾。但每當演出完畢,我再問,有多少人喜歡二胡?幾乎所有人都會舉手。和不同國家的觀眾交流,真的能夠讓我體會到二胡本身的力量!
二胡的世界很精彩,二胡的世界風情萬種,不只有哭泣和哀怨。比如阿炳的《二泉映月》,誰說它只有悲凄與愁苦?我分明在其中讀得出那種把悲傷釋放并升華為悲劇美的力量。中國二胡要打動各國聽眾,應該用心展示出二胡的敏感、浪漫和靈性。走了世界上那么多國家,我相信二胡的未來很寬廣。關鍵在于我們不要著急,也不要抱怨,從自己手上這把琴,踏踏實實做起。
記:民樂演奏家要走向世界,必須具備哪些素質?
馬:藝術魅力、人格魅力和豐滿的知識結構。不論在德國貝多芬音樂廳、奧地利維也納金色大廳,還是在美國肯尼迪藝術中心,藝術家獲得成功的關鍵都靠這些。語言表達能力也很關鍵,因為你要把最民族的形式,用國際通用的方式介紹出去,對觀眾就多了一重親近。
讓二胡的世界因我而美麗
記:你對二胡的迷戀,可以用“癡迷”來形容么?
馬:其實,我對二胡的熱愛,部分也是被激將出來的。曾有兩段經歷給我刺激最深。一次是十七八歲剛進大學那會兒,被問到是學什么的,一答“二胡”,對方馬上流露出一種“這個女孩子完了,被毀掉了”的神情。我很不服氣。我馬曉暉就要讓二胡的世界因為我變得明媚、美麗,看誰再敢說二胡是“乞討者的樂器”?還有就是在舞臺上出了點名以后,有人說,馬曉暉只是臺風好,在舞臺上架子比較唬人。我咬咬牙對自己說,要不被人說成“空殼子”,我只有更努力證明自己,用琴聲、用心來演奏。我能全身心把自己交給二胡,就不用害怕別的東西。
記:你給人的印象好像很強勢?
馬:哪有。一個女演奏家,像個空中飛人一樣滿世界跑,出門東西重、細節多,全是一個人扛過來。最怕生病,生病的時候最感到孤獨和想家。每天黃昏5點到7點,天空黯淡下來時,寂寞感最深。因為有頸椎病,所以經常要自己做脊椎定位,久而久之,我便學會自己給自己針灸了。我想是因為對二胡有很深的感情,才讓自己從一次次苦痛中挺過來。
記:有沒有籌劃過未來生活?
馬:我的個人生活始終沒有到達自己想要的狀態。太忙了,但要培養一份兩個人的感情,需要時間,需要兩個人交融得跟一堆火一樣,并不斷往感情里加炭。可我還是相信婚姻和家庭的,特別渴望明年或后年能有個孩子。現在么,可以說是處在一個半空的橋梁狀態,需要作出一個徹頭徹尾的決定。
在那之前,我要把我的“使命”都完成,就是把我這些年旅行的收獲傳播開去,和大家分享,這也是我最近一直那么拼命工作的原因。過去,二胡對我來說一直是第一位的。以后,二胡仍將是我生命中的重要一塊,但一定不是唯一的。
10多年前,她又把二胡拉出了國門。在與德國柏林愛樂樂團室內樂團、法國國家交響樂團、墨西哥國立交響樂團等幾十個世界名團的合作中,她讓二胡多次受到與小提琴一樣的禮遇。在榮獲奧斯卡最佳電影原聲音樂大獎的電影《臥虎藏龍》中,她那把二胡又與馬友友的大提琴激情“對話”。
近三年來,馬曉暉用一種不拘形式的“邊講邊演”方式,在全世界范圍內舉行“二胡與世界握手”音樂會、巡演及錄音、錄像,迄今已在世界各地有了300多場個人獨奏音樂會及講學記錄。
采訪馬曉暉的時候,她剛完成為期32天的國外巡演及講學。看過了地圖上的很多美景,累積了一次次的飛行里程,這位歐美媒體所評論的“胡琴女圣手”卻對記者表示,她仍然“在路上”,因為她有一個夢,一個讓二胡的美傳遍世界的夢。
讓二胡和嗩吶“冤家”成“伉儷”
記:聽說你回來不久,又要走?
馬:回來給浦東干部學院做了一場講演,為俄羅斯中國年演出完成了排練,接著要去美國加州阿祖薩太平洋大學做客座教授講學。不過,5月在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還有演出,我會馬上飛回來。
記:在“上海之春”上有演出?
馬:我是臨時受邀,與法國作曲家進行合作。這也是作為世博會全球音樂征集內容之一的“外國作曲家寫中國”活動的第一批成果。我要在5月上旬才看到作品的模樣,因為4月中旬那里的作品才截稿。但是,法國作曲家構思的演出樣式就讓我感覺很新鮮。演出樂器是二胡、嗩吶,背景是上海交響樂團。要知道,在國內舞臺上,二胡和嗩吶的結合極為罕見。二胡是那么靈性低調、如泣如訴,嗩吶又是那么大喜大悲、熱鬧高亢。它們結合得不好,就是“不和諧的婚姻”;恰到好處的話,就是“完美的一對”。法國人怎么把這對“冤家”糅合起來,真是很好玩的事情。
記:用不同樂器組合、碰撞,好像一直是你這幾年嘗試的方向?
馬:是的。在我看來,二胡亦古亦今,它是兩根弦的古樂器,卻有著最人性、溫暖的音色,也是民族樂器中最適合現代、前衛演奏方式的一種。過去三年,我在國內外一直是邊演出邊“試驗”,讓二胡跟鋼琴、爵士樂,跟中外民族樂器,比如伊朗的手鼓、愛爾蘭的笛子、國內的絳州鼓樂等發生碰撞。這個過程很快樂,效果也很奇妙。最近,我又跟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終身簽約小提琴家張樂展開合作,探尋用二胡跟小提琴對話的可能性。未來我還想用二胡跟六把大提琴合作,跟西方古典室內樂組合同臺。
讓二胡的精彩響徹世界
記:當年在上海APEC會議大型文藝演出中,你和唐俊喬、羅小慈組成的“民樂三女杰”因充滿東方情韻的表演走紅。為什么后來還是要單飛?
馬:“民樂三女杰”更多是舞臺上的一種固定包裝,裝飾感比較強。我其實是在扮演“三女杰”之一,卻不是我自己。我不喜歡重復自己,于是便帶著二胡開始旅行。這是我傾心已久的生活方式,也是尋求自我充電的一個渠道。
記:在國外,你的生存方式是純個體音樂家,還是簽約演奏家?
馬:在美國與一家經紀公司簽約,歐洲也要根據商業演出檔期上音樂會。但是,我還有不少時間做自己想做的音樂會,比如,“邊演奏邊講課”。
記:為什么會想到用“邊演邊講”這種形式來展現二胡?
馬:我覺得讓觀眾正襟危坐地面對一樣他們不了解的樂器,這樣的音樂會是需要的;但是,生動地演示、介紹二胡,讓不同文化、不同國度的觀眾感覺二胡跟小提琴其實沒什么兩樣,也可以隨時用來表達情感,這種認知也許更重要。
這兩年,我的演出形式更傾向于邊拉邊講,連說帶演。這種樣式很隨性,很親切,自己表演的空間也更豐富了,不管是在西方的音樂廳還是在中國農村,我都不需要在音樂面前戴上面具,而是尋求和觀眾融為一體。
記:你作了不少“洋曲中用”的嘗試,出于什么考慮?
馬:二胡要想走向更廣大的人群,只靠演出傳統曲子不行,必須在藝術表現上作多樣化的探索。這些年,我在首演了《悲歌》《蘭花花敘事曲》等二胡協奏新作品之余,用二胡改編移植了《巴托克六首羅馬尼亞舞曲》《巴赫―創意曲、奏鳴曲》《克萊斯勒―愛的悲哀》等經典作品,觀眾反響之熱烈出乎意料。歐洲的一些專家甚至認為,二胡在演繹一些抒情、溫婉的西洋曲目方面,甚至要比西洋樂器做得更出色。
讓二胡從“怪物”變“天使”
記:這幾年來,不少中國出去的西洋樂器演奏家,比如郎朗(blog)、王健等都獲得了認可,民樂演奏者要走向世界,是不是更難?
馬:確實很難。但事在人為,比如吳蠻就讓中國琵琶經常在美國亮相重量級演出,我在歐洲也正在做同樣的努力。
對很多西方人來說,二胡就是一個只有兩根弦的怪物。國外觀眾對我說,他們第一次聽到我拉出的聲音,渾身會起雞皮疙瘩,因為那種音質太陌生了。但當他們沉下心欣賞后,發現二胡非但不是怪物,而且是“天使”。每到一個新地方演出,我總會在開演前問觀眾,有多少人聽過二胡?舉手的往往寥寥無幾。但每當演出完畢,我再問,有多少人喜歡二胡?幾乎所有人都會舉手。和不同國家的觀眾交流,真的能夠讓我體會到二胡本身的力量!
二胡的世界很精彩,二胡的世界風情萬種,不只有哭泣和哀怨。比如阿炳的《二泉映月》,誰說它只有悲凄與愁苦?我分明在其中讀得出那種把悲傷釋放并升華為悲劇美的力量。中國二胡要打動各國聽眾,應該用心展示出二胡的敏感、浪漫和靈性。走了世界上那么多國家,我相信二胡的未來很寬廣。關鍵在于我們不要著急,也不要抱怨,從自己手上這把琴,踏踏實實做起。
記:民樂演奏家要走向世界,必須具備哪些素質?
馬:藝術魅力、人格魅力和豐滿的知識結構。不論在德國貝多芬音樂廳、奧地利維也納金色大廳,還是在美國肯尼迪藝術中心,藝術家獲得成功的關鍵都靠這些。語言表達能力也很關鍵,因為你要把最民族的形式,用國際通用的方式介紹出去,對觀眾就多了一重親近。
讓二胡的世界因我而美麗
記:你對二胡的迷戀,可以用“癡迷”來形容么?
馬:其實,我對二胡的熱愛,部分也是被激將出來的。曾有兩段經歷給我刺激最深。一次是十七八歲剛進大學那會兒,被問到是學什么的,一答“二胡”,對方馬上流露出一種“這個女孩子完了,被毀掉了”的神情。我很不服氣。我馬曉暉就要讓二胡的世界因為我變得明媚、美麗,看誰再敢說二胡是“乞討者的樂器”?還有就是在舞臺上出了點名以后,有人說,馬曉暉只是臺風好,在舞臺上架子比較唬人。我咬咬牙對自己說,要不被人說成“空殼子”,我只有更努力證明自己,用琴聲、用心來演奏。我能全身心把自己交給二胡,就不用害怕別的東西。
記:你給人的印象好像很強勢?
馬:哪有。一個女演奏家,像個空中飛人一樣滿世界跑,出門東西重、細節多,全是一個人扛過來。最怕生病,生病的時候最感到孤獨和想家。每天黃昏5點到7點,天空黯淡下來時,寂寞感最深。因為有頸椎病,所以經常要自己做脊椎定位,久而久之,我便學會自己給自己針灸了。我想是因為對二胡有很深的感情,才讓自己從一次次苦痛中挺過來。
記:有沒有籌劃過未來生活?
馬:我的個人生活始終沒有到達自己想要的狀態。太忙了,但要培養一份兩個人的感情,需要時間,需要兩個人交融得跟一堆火一樣,并不斷往感情里加炭。可我還是相信婚姻和家庭的,特別渴望明年或后年能有個孩子。現在么,可以說是處在一個半空的橋梁狀態,需要作出一個徹頭徹尾的決定。
在那之前,我要把我的“使命”都完成,就是把我這些年旅行的收獲傳播開去,和大家分享,這也是我最近一直那么拼命工作的原因。過去,二胡對我來說一直是第一位的。以后,二胡仍將是我生命中的重要一塊,但一定不是唯一的。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