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古樂會休息室，須發皆白的楊春齡準備登場，活像一名出征的老將。  
     一位71歲的老人，他敬重宣科，熱愛納西文化，他關注市井新聞，也談國家大事。最重要的是，他跟納西古樂打了16年的交道。  
     老人的一天，有條有理，節奏緩慢而不覺拖沓，如他參與演奏的納西古樂一般，人樂合一。  
     “納西古樂，學會容易，學精學好難。學精學好，就要能表達出古樂的古意古韻。”老人有所學，有所得，他是納西老人的縮影，是納西古樂傳播者中不可忽略的一分子。  
     上午 他提得最多的是宣科  
     龍泉村簡直就是束河古鎮的后花園，很多游客愿意騎馬到這里，看看比古鎮里更古樸的民居，更自然清澈的流水。1月14日早晨7點，楊春齡起床，藍襯衣外面套了一件洗得發黃的白襯衣，踩雙布鞋，先拎著垃圾桶出門左轉再左轉倒了垃圾，然后在門前穿村而過的小河里把桶涮一涮，這時河的下游還沒有人洗衣服。  
     71歲的老人，走路還快，但是邁過大門那道高高的門檻時，必須用一只手扶著門框。他的兩個兒子都在城里工作，偌大的院子只有老兩口，只有事必躬親。他從龍頭接了水，把庭院清洗一遍，再進入廚房燒水。院子里的公雞也打起鳴來，聲音高亢，傳出很遠。  
     8點半，他走進屋子，開始這一天最重要的工作。先從抽屜里取出一盤磁帶，帶子的封面有點模糊，但還能清晰地辨認出是宣科年輕時的頭像，這是他在1994年灌錄的一盤納西古樂演奏帶，兩面共10支曲子，計40分鐘。  
     楊春齡把磁帶放進錄音機里，摁下播放鍵，然后捻著花白的長須搖頭晃腦。“這是必須認真聽的，才能領悟宣科老師的精神”，他強調。  
     他稱宣科為老師是有淵源的。很多年前他在昆明師范學校讀書，宣科也在里面教書。雖然沒有親授，但還是有師生緣分。他保存著他的畢業照，當年他站在第二排靠右邊，瘦瘦的，怎么也不會想到因為身后那個橫幅上“昆明師范學校”幾個字，而和宣科搭上師生之誼。  
     他對這位老師極為尊敬，幾乎能背誦他的每一個觀點，就是別人對宣科的正面評價，他在思索1分鐘后，都能逐字逐句地背出來。如果你不注意，他一會兒就會將話題轉移到宣科身上。  
     如果時間充足，他會把磁帶聽兩遍，然后從前胸掏出一個黑色封面的小本子，上面用工尺（注：音“車”）譜記錄了全部的曲子，再默誦一遍。這個本子是他的寶貝，里面不但有每晚演奏的曲子的譜，還有他摘錄自各種報刊雜志上，關于納西古樂，關于音樂，甚至關于麗江的新聞。比如他會指著一段話，“納西文化的全部，并不僅僅是東巴文化；東巴文化也絕不能代表全部的納西文化”，說自己非常同意這句話，這是殷曉俊先生在麗江本地一本雜志上表達的觀點。因為原件在別人那里，楊春齡就很認真地抄下這句話，然后在后面注明出自哪篇文章，作者是誰。  
     再比如，他也會從本本的封皮里拿出兩張老版的《云南信息報》，兩張上面都是娛樂新聞，一篇報道是“抗日歌曲能否搖滾――《大刀進行曲》老歌新唱惹爭議”，一篇是“毛阿敏是未婚媽媽？”對于前者，他會很氣憤，堅定地認為不能搖滾《國際歌》，不能搖滾《大刀進行曲》，“這沒法向歷史交代”。對于后者，他很無奈，認為這是道德的敗壞。  
     下午 講述與納西古樂間的淵源  
     下午2點，他拿出那把三弦，按照上午從錄音機里聽的節奏，自彈自唱一遍。在舞臺上表演，大多時候是不需要唱的，在家里，他會順著節奏“咿咿呀呀”地唱出來，沒有歌詞，聲音若顫顫巍巍的弦。琴弦落下的粉，早已經染白了琴柱，一如他那把白須。兒子孫女是喜歡聽他唱的，但是他們至今也沒有接過老人的琴，“他們有工作要做，沒時間，等老了，也會和我一樣，喜歡上的。”  
     楊春齡就是在老了之后才喜歡上古樂的。他小的時候，麗江地區幾乎每個鄉鎮都有古樂隊，大點的村子也有自己的古樂隊，成員都是老中青結合。古樂在文革期間成為四舊，樂譜被沒收燒毀，樂器被砸爛。大概在1976年-1978年間，才出現古樂傳習班，不過都是專門針對學生開辦的，并且只在寒暑假舉行。  
     楊春齡從小讀書，走的是知識分子路線。昆明師范學校畢業后，就回到束河完小教書，從1年級到6年級，哪個科目沒有老師，就教哪一科。直到55歲退休，才開始跟著本村的老樂師學習納西古樂。“技巧都學會了，但是感覺不成系統，對古樂到底是個什么東西，不是很懂”，在民間學了5年之后，1997年到宣科辦的古樂傳習館系統學習，這個傳習館也是針對小學生和初中生舉辦的，楊在里面是年齡最大的學生。一個月后，他被派到云南民族村納西村古樂宮演奏，當時古樂宮有樂師20多人，楊擔任了副會長，一待就是7年。  
     這7年里，麗江和納西古樂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民族村的古樂宮接待過前國家領導人，也接待過當時的云南省省長和志強。楊春齡把和這些領導人握手的照片放大，鑲在鏡框里，時常撫拭。  
     古樂會帶給他的不止是這些值得回味的記憶。他在古樂會每個月的工資是1500元，遇到節日還有額外的待遇，比如去年的中秋節就發了300元的糖果。過年每個人都會有一個小紅包，每個紅包里的錢，根據工齡、技術水平、臺風臺德和貢獻，而有差別。據說宣科不準大家當面打開這個紅包，也不準背后私下透露數額，但是大家下來還是相互通氣，他去年的紅包有300多元。去年10月份納西古樂會到北京慶祝第62個聯合國日，樂隊給每位樂手發了900元。  
     晚上 他坐上屬于自己的舞臺  
     晚6點鐘，楊春齡收拾停當，穿上正裝，也就是淡黃色的夾克衫，西褲，皮鞋。出門左轉再右轉，踏上出村的小路，20分鐘后，到束河古鎮口的公交車站，車上的人都認識這位白發白須的老人，紛紛點頭致敬。他必須趕在7點之前到古樂會打考勤，所謂打考勤，“就是和考勤員打個招呼，告訴他我準時來了”，考勤對樂手來說，是屬于“臺風臺德”的一部分，和年終那個紅包的薄厚掛鉤。  
     7點鐘，楊春齡準時出現在考勤員面前，大家聚在后臺的換裝間等待宣科的到來。平時宣科要第二場才出現，但是今天有聯合國的官員來聽納西古樂，宣科必須出全場，并且提前會給大家開個會。古樂會不經常開會，除非有重大演出，宣科才會給大家通通風，大多強調的是紀律，不要出差錯。  
     7點40分，眾樂手換上長袍，準時入場，楊春齡的位置在面對觀眾右側二排的第二位，如果宣科出場，他正在宣科的背后。宣科的演講終究是這場演奏的重頭戲，他說如果哪天宣科不在，古樂會的門票就要下降很多，游客會說，哦，等宣科主持的時候再看吧。  
     “納西古樂，學會容易，學精學好難。學精學好，就要能表達出古樂的古意古韻”，楊春齡說宣科的耳朵是非常靈敏的，30多人演奏，“哪一件樂器調弦不準，哪一件樂器亂加花草，他都能聽得出來”，這些都屬于臺風臺德的范疇，當然也被列入考評機制中。  
     游客中盛傳納西古樂會的樂手在演奏中睡著的說法，楊春齡說他們不是在睡覺，而是在閉目養神，默默地背誦樂譜。另外有的時候舞臺上光線太強烈，要閉上眼睛休息一下，醫學上叫做“羞光”。  
     當然，那晚他們沒有出任何差錯，聯合國的官員，在聽了大約半個小時后，也都出去了。那天下班比平時晚了10多分鐘，因為宣科臨時加了個曲子給觀眾。  
     10點鐘，楊春齡走出古樂會，走出古城，天有點冷，他已經習慣。明天的日子還將繼續下去，因為他們一年只放一天假，這天是中國人的歲末――除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