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天華先生1895年生于江蘇省江陰縣，1932年在收集民間音樂時染上猩紅熱而病逝。他在少年時代就廣泛接觸民間音樂，并掌握了一些技能。1910年上中學時開始學習軍號，1912年考入上海開明劇社（注：當時演文明戲的團體以演出西洋內容為主。），得以更廣泛地學習西洋樂器。之后又向著名的民間音樂家周少梅、沈肇洲學習二胡和琵琶，同時也向眾多的民間藝人、和尚、道士等求教，還跟隨俄籍教授托諾夫及歐羅伯學習小提琴，同北京燕京大學音樂系主任范天祥一起學習西洋音樂理論、和聲及作曲技法。當中國音樂發展方向出現西方化和國粹化兩種分歧時，劉天華先生通過認真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在承認西方音樂的優勢的同時，也深刻認識到我國民族音樂具有的優良傳統及其特色。同時，他也認識到我國的民族音樂面臨的境況，主張把西方的長處融合進來，革新和發展我國的民族音樂，使之與“世界同步”。 
      劉天華先生選擇音樂為自己的終身職業，立志“改進國樂”。他對“改進國樂”作出的貢獻，可歸結為四個方面：
      1．倡導音樂的普及教育：19世紀末，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提出了學校設立音樂課的主張，以及后來蔡元培先生提出的“美育”思想，得到社會的擁護，隨即產生了“學堂樂歌”。教育機構采用的教學模式是西方的模式，對象以學生、文人、上層人士為主，有“貴族式”的格調。這些做法很難使音樂發揮應有的社會功能。此時，劉天華先生便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一國的音樂教育并非造就幾個專門的音樂人才去當教員，去做高等吹鼓手，乃是人人必備的一種養生之具……要把音樂普及到一般民眾……”深刻地指出了當時音樂教育的局限性，并提倡把音樂普及到社會各階層。
      2． 熱心拯救民間音樂：我國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封建統治時期，民間音樂從來不受重視，很多優秀民間音樂漸漸失傳。劉天華先生力圖改變民樂的地位，并首先從學習、傳播入手，他在傳統工尺譜的基礎上加注一些輔助符號，在左邊加上近似簡譜減時線的直線等等，并向我國民間音樂界大力推廣線譜記譜法。他在《音樂雜志》上發表的音樂作品，采用工尺譜與五線譜相對照的形式，此舉對推動音樂的普及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3． 積極改進民族樂器：在傳統的二胡、琵琶等民族樂器的結構和演奏技巧方面，劉天華先生進行了大量的創新。如把二胡傳統的三把位演奏發展到七個把位，規定了固定的定弦音高(d[1]-a[1])和琴碼到千斤的基本距離（45厘米左右）；規范了弓法、指法，明確了揉弦、下滑、上滑、顫音、頓音、泛音等技巧的運用規范。在其兄劉半農先生的幫助下，完成了琵琶定位等律計算，確立了琵琶的“六相十三品”。
      4． 創造性的作品創作：他沖破傳統的束縛，吸取外來技法進行民族器樂的作品創作，成為我國音樂史上第一個把西洋技法應用于民族器樂創作的人，掀開了民族器樂發展的新篇章。劉天華先生一生共創作了十首二胡曲，三首琵琶曲，一首絲竹合奏曲，還有一些整理的傳統樂曲和根據民間小曲改編的獨奏曲。他的作品有著深刻的思想內容，大致可以歸納為四類：1.對現實不滿而產生的苦悶、彷徨及對理想的追求。如二胡曲《病中吟》、《苦悶之謳》、《悲歌》和琵琶曲《虛籟》；2.對自然生活的熱愛和對未來的美好憧憬；如二胡曲《良宵》、《空山鳥語》、《月夜》、《閑居吟》和琵琶曲《歌舞引》；3.對前途充滿希望和信心，如二胡曲《光明行》和琵琶曲《改進操》等；4.對理想得不到實現的憂慮與痛苦，如二胡曲《獨弦操》等。 
      正是劉天華先生的創新形式，使我們民族音樂的民族性得以鞏固，后來者在其精神的鼓舞下，通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使中國民族音樂在世界音樂文化領域中占據了一席之地。在劉天華先生的努力，開辟了民族音樂嶄新的天地，為我們指出了民族音樂研究和發展的方向。在世界經濟文化蓬勃發展的今天，我們更應該弘揚劉天華先生的精神，開拓進取，積極創新，使民族音樂這顆明珠更加璀璨奪目，光芒永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