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說我是個幸運的人。可是我并沒有覺得自己有什么特別之處,只是順應著命運指引的方向,做自己喜歡的音樂,并努力把它做好。如果一定要說自己幸運的話,我想那是因為自己遇到了許許多多的好人,每當我走到人生的一個十字路口時,他們就會伸出手來幫助我。沒有他們的幫助,我根本不可能在音樂的道路上走得如此堅實。
許多媒體在報道我的經歷時,經常會提到這樣一個細節:1977年12月,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一次接見外賓過程中,談到人才培養問題時,自豪地說:“我們有個8歲的娃娃,已經能拉外國的、大的小提琴曲。我看學校可以提前錄取。”那一年,如果不是鄧小平同志的這句話,也許我這個年齡不夠招生條件的8歲小孩兒就與中央音樂學院擦肩而過了。
實際上,作為當事人的我,有很長時間都不知道上音樂學院還有這么一段小插曲。直到1996年,我才第一次聽說這件事,那時是我在美國留學的第七年。那一年,我第一次回國舉辦個人“音樂周”。因為我是第一個舉辦大型音樂周的音樂家,所以北京主辦方把宣傳工作做得深入細致。他們請來了我的父親,讓他談談我的音樂經歷、我小時候的故事。于是,父親打開話匣子,講了很多很多我的事情,并且第一次提到了鄧小平。
父親說,那年中央音樂學院的領導和老師聽完我拉琴之后,就讓我們回青島等通知。可是等了很久,都沒有等到一點兒消息。后來,我父親就忍不住給中央音樂學院的趙氵風院長寫了封信問這個事情,結果院方回信大體意思說希望不大。
這個過程在當時其實是十分復雜、充滿了傳奇色彩的,用現在的一句俗語表達即是:“驚了天了!”原來,當時音樂學院里就“錄不錄取我”的問題出現了兩派意見,“反對派”認為不符合招生規定且沒有先例。趙院長面對爭議無法定奪,便去找音樂界的元老李凌。李凌是個非常愛惜人才的前輩,他聽了這件事情后,特別著急,然后就讓他的女兒把這件事告訴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希望毛毛能夠在適當的時候跟鄧老反映一下。看看鄧老有什么意見,后來其實也沒有抱什么希望,他們也只是希望能夠通過一些途徑,是不是能夠促成我來上學這件事情。結果誰也沒有料到的是鄧老在隨后的一次對外公開講話里提到這件事情,當時的《參考消息》登了這條新聞。之后音樂學院的領導就把這條新聞作為錄取我的一個依據。就這樣,我在8歲的時候,被中央音樂學院破格錄取,成為該院有史以來年齡最小的學生。從那時起,我真正走上了一條專業的音樂之路。
不過,關于這段歷史我還聽說了另一個版本。
2003年9月,我回國演出時,聽說音樂界的老前輩李凌(現已去世)身體欠佳,于是我前去探望了他。當時,李老已經90歲高齡了。他那天的精神狀態非常好,跟我聊了很長時間,并且談起了許多往事。從他那里,我才揭開了當年我被破格錄取的謎底。
原來,父親那年帶我來北京時,先是找到了時任中國歌劇院書記的李凌。李凌是中央音樂學院的創建人之一,也是中央樂團的創建人之一,是音樂界的元老。他在聽過我的演奏后,非常喜愛,立即讓女兒妲娜把中央音樂學院的領導還有幾個教授叫來,一起聽我拉琴。我當時拉了布魯赫協奏曲和其他一些世界名曲,當時大家都認為非常好,說將來可以到音樂學院學習。可是李凌認為,現在就不能讓孩子走,該直接留在北京學習。那時,中央音樂學院沒有附小,大學、中學的招生工作也是剛剛開始恢復,文化課教師、生活教師都沒有,接收入學困難很大。
沒有別的辦法,李凌只好給鄧老寫了一封信把這件事告訴他,請他幫助想想辦法。后來妲娜打電話給鄧老的女兒毛毛,知道鄧老見到了信,正在與有關單位聯系。后來據說鄧老三次委托秘書和辦公室給音樂學院來電話,詢問如何解決我學習和生活的問題。鄧老的秘書在電話里對音樂學院的領導講,鄧老希望音樂學院能培養這個孩子,盡可能地給他創造條件。有一次甚至說,鄧老講了,孩子很小,生活上不能自理,需要找保姆來照顧,這個保姆費由他來出。就是在鄧老的親切關懷下,中央音樂學院破格錄取了我。
1977年12月,新華社的“內參”上,曾詳細刊登了鄧老關于“8歲娃娃”的詳情。他當時的那番話是對美籍華人、著名記者王浩先生講的。鄧老說:不僅要重視教育,還要在教育方面進行大膽改革。最近,我們過去的一個老院長發現了一個音樂人才,孩子剛剛8歲,就能拉外國的大協奏曲,很好,要讓各方面重視,應對這樣的孩子進行特殊培養。當時,中國剛剛粉碎“四人幫”,國家百廢待興,急需人才,鄧小平的談話,無疑表明了他重視人才珍惜人才的態度。新華社就此事發了“內參”。從這短短的一段消息中,許多音樂界的人士感覺到音樂人才的春天真的來到了。而我便成了最早沐浴這和煦春風的幸運兒。
其實,我并不想探究以上兩個版本哪一個更接近事情的本身,這對我來說并不重要。我只是想說當一個人向成功邁進的時候,只靠自己的努力是不可能做到的,在他背后一定有很多支持他的人們。我想,我會永遠記住每一個曾經幫助我的人,并心存感激。
就這樣,8歲的我告別了青島的家人,進入了中央音樂學院學習。在學校里,我才隱隱覺得自己有點兒跟別的孩子不一樣。以往中央音樂學院是從小學四年級開始錄取學生,而我當時才是一年級學生。那時候,我每天上文化課要自己一個人去北京實驗二小上;在我的周圍全都是比自己大的同學,沒有一個同齡的伙伴。看起來,我比起同齡孩子是有些特殊,也挺孤獨的。可是每次回想起那段時光,好像全都是快樂的記憶。或許我當時年齡太小,腦子里還沒有那些概念;或許我骨子里就是個樂天派,而且有很強的適應能力,對音樂之外的東西比較遲鈍。
我從來都不認為自己的“遲鈍”是個缺點。正是因為這樣,我才能在中央音樂學院里專心致志地跟著王振山老師學習小提琴,11歲時被世界著名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紐因選到他在英國為天才兒童創辦的音樂學校學習;1987年,在我17歲時奪得第34屆意大利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賽金獎,成為奪得國際小提琴藝術最高獎的東方第一人。還是因為我的“遲鈍”吧,當我在1989年轉赴美國朱麗亞音樂學院深造時,面對種種困難,卻仍能堅持自己的選擇,甘愿忍受從事小提琴專業的清貧與孤獨,一心專注于自己的學業。
有意思的是,從我1978年到1989年在音樂學院學習的l0多年里,就連知道內情的王振山老師都好像跟我父親商量好了似的,他倆誰都沒跟我講起我進音樂學院的這段特殊歷史。我為此曾經詢問過他們,得到了差不多的回答:不想讓我從小感到特殊,感到與眾不同。所以,雖然我很小就受人恩惠,但我全然不知內情。1996年,當我在音樂周上第一次聽說了“我的故事”后,非常吃驚。因為,多年來我一直以為:我今天的一切都是自己勤奮努力的結果,至于我被中央音樂學院破格錄取,當然是因為我的琴拉得好。我從來沒想到,我的這些經歷會跟一位政治領袖有關系。因為從沒有心理準備,所以,我首次聽說此事之后最突出的感受是像聽了一個傳奇故事,不敢相信這件事竟然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后來當我慢慢冷靜下來,才接受了這個事實,感覺自己真的很幸運,而帶給我幸運的人竟然是這位老人――鄧小平。
也是在這次音樂周上,我見到了來聽我音樂會的鄧小平的小女兒毛毛(鄧榕),這樣我們就算認識了。以后,我們偶爾通通電話相互問候,再后來也曾見過幾次面。其實,我那時一直有個念頭,想找機會跟毛毛談談我的事情,表達一下我內心對她父親鄧小平的感激之情,卻總是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機會。但誰也沒想到,在我認識毛毛的第二年,也就是1997年2月,鄧老就去世了。記得那時我是在美國的家中,當我從電視新聞中得知這個消息后,一時間,震驚、難過、自責、遺憾……各種感覺涌上心頭,我連忙給毛毛發了一個唁電,表達了我無盡的悲傷和永遠的感謝。到今天我仍然覺得非常遺憾,那就是我永遠不可能當面對鄧老道聲“謝謝”了。多年來,我曾多次在中南海、人民大會堂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經常出入的地方演出過,我相信鄧老一定聽過我的現場演奏。也許他已不記得當年他曾提到過的這個“8歲娃娃”,因為受到鄧老關注和提攜的何止一個“8歲娃娃”、一個呂思清!不過,我相信如果鄧老在天有靈的話,一定能夠感知到呂思清這份遲到的謝意。
常常有美國朋友從中國旅游返回,大都會露出同樣的表情――驚訝于中國發展之神速。自然而然,大家會談到中國的改革開放,談到偉人鄧小平,美國朋友異常佩服鄧小平政治家的膽略和遠見卓識。在中國,是鄧小平把大家指引上了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二十幾年改革開放,中國才有了今天的富裕和繁榮――這是我和所有旅居海外華人的共同驕傲。更讓我感到自豪的是:在我的故事里有鄧小平的名字。
每當我重讀毛毛送的她寫的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時,總會感慨萬千。鄧小平不愧是位偉人,他一生歷經磨難,三起三落,卻始終鐵骨錚錚;他堅忍不拔,不屈不撓。這一切都是源自他對國家對人民對他所從事偉業的無限熱愛。這位偉人的奮斗足跡,讓我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信念:在自己摯愛的音樂道路上堅守一生。
為此,這些年來,我從沒有懈怠過一天,全身心地致力于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古典音樂的傳播。因為我知道自己身上寄托著太多老前輩的關切和期望。我幾乎成了一個世界公民,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世界各地奔波,演出、錄專輯、參加一些重大的國際音樂節活動。迄今,我已經在國內舉辦了三次“名家名琴名曲”展演會以及“火紅的年代”音樂會<
許多媒體在報道我的經歷時,經常會提到這樣一個細節:1977年12月,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一次接見外賓過程中,談到人才培養問題時,自豪地說:“我們有個8歲的娃娃,已經能拉外國的、大的小提琴曲。我看學校可以提前錄取。”那一年,如果不是鄧小平同志的這句話,也許我這個年齡不夠招生條件的8歲小孩兒就與中央音樂學院擦肩而過了。
實際上,作為當事人的我,有很長時間都不知道上音樂學院還有這么一段小插曲。直到1996年,我才第一次聽說這件事,那時是我在美國留學的第七年。那一年,我第一次回國舉辦個人“音樂周”。因為我是第一個舉辦大型音樂周的音樂家,所以北京主辦方把宣傳工作做得深入細致。他們請來了我的父親,讓他談談我的音樂經歷、我小時候的故事。于是,父親打開話匣子,講了很多很多我的事情,并且第一次提到了鄧小平。
父親說,那年中央音樂學院的領導和老師聽完我拉琴之后,就讓我們回青島等通知。可是等了很久,都沒有等到一點兒消息。后來,我父親就忍不住給中央音樂學院的趙氵風院長寫了封信問這個事情,結果院方回信大體意思說希望不大。
這個過程在當時其實是十分復雜、充滿了傳奇色彩的,用現在的一句俗語表達即是:“驚了天了!”原來,當時音樂學院里就“錄不錄取我”的問題出現了兩派意見,“反對派”認為不符合招生規定且沒有先例。趙院長面對爭議無法定奪,便去找音樂界的元老李凌。李凌是個非常愛惜人才的前輩,他聽了這件事情后,特別著急,然后就讓他的女兒把這件事告訴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希望毛毛能夠在適當的時候跟鄧老反映一下。看看鄧老有什么意見,后來其實也沒有抱什么希望,他們也只是希望能夠通過一些途徑,是不是能夠促成我來上學這件事情。結果誰也沒有料到的是鄧老在隨后的一次對外公開講話里提到這件事情,當時的《參考消息》登了這條新聞。之后音樂學院的領導就把這條新聞作為錄取我的一個依據。就這樣,我在8歲的時候,被中央音樂學院破格錄取,成為該院有史以來年齡最小的學生。從那時起,我真正走上了一條專業的音樂之路。
不過,關于這段歷史我還聽說了另一個版本。
2003年9月,我回國演出時,聽說音樂界的老前輩李凌(現已去世)身體欠佳,于是我前去探望了他。當時,李老已經90歲高齡了。他那天的精神狀態非常好,跟我聊了很長時間,并且談起了許多往事。從他那里,我才揭開了當年我被破格錄取的謎底。
原來,父親那年帶我來北京時,先是找到了時任中國歌劇院書記的李凌。李凌是中央音樂學院的創建人之一,也是中央樂團的創建人之一,是音樂界的元老。他在聽過我的演奏后,非常喜愛,立即讓女兒妲娜把中央音樂學院的領導還有幾個教授叫來,一起聽我拉琴。我當時拉了布魯赫協奏曲和其他一些世界名曲,當時大家都認為非常好,說將來可以到音樂學院學習。可是李凌認為,現在就不能讓孩子走,該直接留在北京學習。那時,中央音樂學院沒有附小,大學、中學的招生工作也是剛剛開始恢復,文化課教師、生活教師都沒有,接收入學困難很大。
沒有別的辦法,李凌只好給鄧老寫了一封信把這件事告訴他,請他幫助想想辦法。后來妲娜打電話給鄧老的女兒毛毛,知道鄧老見到了信,正在與有關單位聯系。后來據說鄧老三次委托秘書和辦公室給音樂學院來電話,詢問如何解決我學習和生活的問題。鄧老的秘書在電話里對音樂學院的領導講,鄧老希望音樂學院能培養這個孩子,盡可能地給他創造條件。有一次甚至說,鄧老講了,孩子很小,生活上不能自理,需要找保姆來照顧,這個保姆費由他來出。就是在鄧老的親切關懷下,中央音樂學院破格錄取了我。
1977年12月,新華社的“內參”上,曾詳細刊登了鄧老關于“8歲娃娃”的詳情。他當時的那番話是對美籍華人、著名記者王浩先生講的。鄧老說:不僅要重視教育,還要在教育方面進行大膽改革。最近,我們過去的一個老院長發現了一個音樂人才,孩子剛剛8歲,就能拉外國的大協奏曲,很好,要讓各方面重視,應對這樣的孩子進行特殊培養。當時,中國剛剛粉碎“四人幫”,國家百廢待興,急需人才,鄧小平的談話,無疑表明了他重視人才珍惜人才的態度。新華社就此事發了“內參”。從這短短的一段消息中,許多音樂界的人士感覺到音樂人才的春天真的來到了。而我便成了最早沐浴這和煦春風的幸運兒。
其實,我并不想探究以上兩個版本哪一個更接近事情的本身,這對我來說并不重要。我只是想說當一個人向成功邁進的時候,只靠自己的努力是不可能做到的,在他背后一定有很多支持他的人們。我想,我會永遠記住每一個曾經幫助我的人,并心存感激。
就這樣,8歲的我告別了青島的家人,進入了中央音樂學院學習。在學校里,我才隱隱覺得自己有點兒跟別的孩子不一樣。以往中央音樂學院是從小學四年級開始錄取學生,而我當時才是一年級學生。那時候,我每天上文化課要自己一個人去北京實驗二小上;在我的周圍全都是比自己大的同學,沒有一個同齡的伙伴。看起來,我比起同齡孩子是有些特殊,也挺孤獨的。可是每次回想起那段時光,好像全都是快樂的記憶。或許我當時年齡太小,腦子里還沒有那些概念;或許我骨子里就是個樂天派,而且有很強的適應能力,對音樂之外的東西比較遲鈍。
我從來都不認為自己的“遲鈍”是個缺點。正是因為這樣,我才能在中央音樂學院里專心致志地跟著王振山老師學習小提琴,11歲時被世界著名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紐因選到他在英國為天才兒童創辦的音樂學校學習;1987年,在我17歲時奪得第34屆意大利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賽金獎,成為奪得國際小提琴藝術最高獎的東方第一人。還是因為我的“遲鈍”吧,當我在1989年轉赴美國朱麗亞音樂學院深造時,面對種種困難,卻仍能堅持自己的選擇,甘愿忍受從事小提琴專業的清貧與孤獨,一心專注于自己的學業。
有意思的是,從我1978年到1989年在音樂學院學習的l0多年里,就連知道內情的王振山老師都好像跟我父親商量好了似的,他倆誰都沒跟我講起我進音樂學院的這段特殊歷史。我為此曾經詢問過他們,得到了差不多的回答:不想讓我從小感到特殊,感到與眾不同。所以,雖然我很小就受人恩惠,但我全然不知內情。1996年,當我在音樂周上第一次聽說了“我的故事”后,非常吃驚。因為,多年來我一直以為:我今天的一切都是自己勤奮努力的結果,至于我被中央音樂學院破格錄取,當然是因為我的琴拉得好。我從來沒想到,我的這些經歷會跟一位政治領袖有關系。因為從沒有心理準備,所以,我首次聽說此事之后最突出的感受是像聽了一個傳奇故事,不敢相信這件事竟然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后來當我慢慢冷靜下來,才接受了這個事實,感覺自己真的很幸運,而帶給我幸運的人竟然是這位老人――鄧小平。
也是在這次音樂周上,我見到了來聽我音樂會的鄧小平的小女兒毛毛(鄧榕),這樣我們就算認識了。以后,我們偶爾通通電話相互問候,再后來也曾見過幾次面。其實,我那時一直有個念頭,想找機會跟毛毛談談我的事情,表達一下我內心對她父親鄧小平的感激之情,卻總是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機會。但誰也沒想到,在我認識毛毛的第二年,也就是1997年2月,鄧老就去世了。記得那時我是在美國的家中,當我從電視新聞中得知這個消息后,一時間,震驚、難過、自責、遺憾……各種感覺涌上心頭,我連忙給毛毛發了一個唁電,表達了我無盡的悲傷和永遠的感謝。到今天我仍然覺得非常遺憾,那就是我永遠不可能當面對鄧老道聲“謝謝”了。多年來,我曾多次在中南海、人民大會堂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經常出入的地方演出過,我相信鄧老一定聽過我的現場演奏。也許他已不記得當年他曾提到過的這個“8歲娃娃”,因為受到鄧老關注和提攜的何止一個“8歲娃娃”、一個呂思清!不過,我相信如果鄧老在天有靈的話,一定能夠感知到呂思清這份遲到的謝意。
常常有美國朋友從中國旅游返回,大都會露出同樣的表情――驚訝于中國發展之神速。自然而然,大家會談到中國的改革開放,談到偉人鄧小平,美國朋友異常佩服鄧小平政治家的膽略和遠見卓識。在中國,是鄧小平把大家指引上了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二十幾年改革開放,中國才有了今天的富裕和繁榮――這是我和所有旅居海外華人的共同驕傲。更讓我感到自豪的是:在我的故事里有鄧小平的名字。
每當我重讀毛毛送的她寫的書《我的父親鄧小平》時,總會感慨萬千。鄧小平不愧是位偉人,他一生歷經磨難,三起三落,卻始終鐵骨錚錚;他堅忍不拔,不屈不撓。這一切都是源自他對國家對人民對他所從事偉業的無限熱愛。這位偉人的奮斗足跡,讓我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信念:在自己摯愛的音樂道路上堅守一生。
為此,這些年來,我從沒有懈怠過一天,全身心地致力于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古典音樂的傳播。因為我知道自己身上寄托著太多老前輩的關切和期望。我幾乎成了一個世界公民,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世界各地奔波,演出、錄專輯、參加一些重大的國際音樂節活動。迄今,我已經在國內舉辦了三次“名家名琴名曲”展演會以及“火紅的年代”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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